說到朝廷音樂，不妨對唱紅歌說道說道。建黨偉業九十載，紅歌鋪天蓋地來，這一輪紅歌潮，眾所周知是發端於重慶。對於重慶唱紅打黑，官方媒體、坊間網絡，都有大量的評論，重慶的紅與黑一時間讓中國左中右諸多色相全部呈現。
就掃黑而言，如果僅在治安層麵，當然是好事，僅從銳圓在重慶接觸的朋友和的士司機評價，薄熙來提出的“五個重慶”，“平安重慶”落實得最好，當然以後會不會反彈，維護治安的成本是不是高了，這都是問題。一個城市到底應該在治安方麵花多少錢，這應該是市人大的事情，沒有具體數據誰都不好妄言。有人對“掃黑”擔心的是，這種運作思維模式會不會越界，一是形式上的“運動化”，二是被掃者的辯護權利有沒有保障。前段時間達芬奇家具的事鬧得沸沸揚揚，我注意到杭州工商局以“消防不合格”勒令杭州的達芬奇停業，上頭點名（中央權威媒體的報道）了，一頂“黑”或“假”的大帽子扣在頭上，人民群眾再來個“歡欣鼓舞”，執行層麵就可以大掃蕩了，聲東擊西，羅列罪名，領導定罪或輿論定罪遂告完成。“消防不合格”當然可以令其停業，問題是“不合格”長期開業的有沒有人管？這種運動化的治理推到極致就是警察治國，紅衛兵治國。
至於唱紅，應時應景地鶯歌燕舞一下也沒什麼，我們六十年都是這麼過來的。在這個意義上，重慶也不能獨美，唱紅可以有組織地唱，組織有權力組織大家唱，也可以自發地唱。新中國六十年來包括革命戰爭時期的音樂創作紅的居多，近三十年來雖然也有不那麼紅的，但也基本上偏紅，對於學生和社區的中老年人來講，沒有什麼其他色兒的歌可以選擇，所以自發也必然會唱到紅歌。
重慶唱紅是“講讀傳唱”的一部分，完整的組合是“講故事，讀經典，傳箴言，唱紅歌”，隻是“講讀傳”相對不具備形式感，遂讓唱紅歌成為重慶的行為標誌。講讀傳唱的內容不全是紅色（革命）的，裏麵還包括大量正麵的（比如愛迪生孵雞蛋之類）、傳統的東西。正常的理解，這是一種文化建設；再過度理解一點，是一種意識形態重構；如果再“深刻理解”一下，我們不妨當成“十八大”之前的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拉票活動。我覺得我們應該歡迎有政治理想或政治野心的官員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公共政策，讓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儀態不要那麼“千人一麵”，說話不要那麼“千篇一律”，表現出來一些個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重慶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央的治國方針之下，各地各部門的官員完全可以曬曬自己的理念和政綱，以求得老百姓的認知和認同，這樣總比官員們貌似一致，實際上是有選擇性執行上麵的政策要好一些。
說到紅歌對意識形態的構建，效果是肯定有的，音樂的教化功能是很強大的，世界上各種宗教、各個國家民族、各種黨派組織，都會創作自己的紅歌，隻是好像我們的紅歌更海量一些，這倒是方便重慶乃至全國有選擇性地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