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簡文皇帝鹹安二年（公元372年）
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征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為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為著作佐郎，郝略為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瑤，騖之子也。
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輩也，不宜複汙聖朝，願陛下為燕戮之。”堅乃出評為範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暗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拿下燕國，秦王苻堅以王猛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以陽平公苻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
王猛開始部署自己的人馬，人才標準仍然是“皆關東士望”。王猛書生典兵，為了矯正當時氐族軍隊的軍紀風氣，有操切之處，也有妥協之處，沒有自己強硬過界的地方，也就沒有所謂妥協。王猛還是想用君臣之道、先王之法、朝廷綱紀之類的東西給這些驕兵悍將們上個籠頭，不光是自己使用起來方便，也為整個秦帝國將來作考慮。
王猛正在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所謂民族融合工作。當時的中國北方，漢人、鮮卑人、氐人的人口比例是多少，我們沒有確切的數據，從總體上說，應該是漢人多，但是從“有效政治人口”來看，也就是有資格參與國家事務的精英人口來看，漢人可能卻是少數。氐人和後來的滿族人一樣，麵臨著以少治多的局麵，在苻堅之前，沒有這方麵成功的榜樣。
苻堅和王猛在主動尋找一種路徑來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麵要保持軍事的高壓，一方麵卻要在政治上、文化上進行妥協甚至是被同化。民族之間的鬥爭，不論是以少對多（如以色列以及中國曆代的少數民族統治），還是以多對少（如俄羅斯對車臣），軍事優勢是一切的前提，民族的同化和被同化，雙方或多方文化的認同，都是在軍事壓迫下進行的，這雖然看上去不美，卻接近曆史與現實的真實。
在“遊牧業VS農業”時代，少數遊牧民族用軍事優勢和文化上的主動妥協，可以形成民族融合的結果，這在中國曆史上已被證明；在“農業VS工業”時代，早期的工業文明用堅船利炮和政治文明也有殖民成功的案例。但是在現當代，在很多地方，在軍事上、文化上都處於劣勢的少數民族，卻反而有了一種“非對稱”的優勢。他們可以用極端的手法來對付貌似強大的對手，後工業時代的高度文明，包括物質與文化，甚至包括“軍事文明”，在攻擊之下體現出了很大的脆弱性。“9·11”、阿富汗以及車臣等一係列種族民族衝突，也就是享廷頓所謂的“文明的衝突”，都是向著對立而不是認同的方向發展。
也許要再過幾個世紀，人類才能對眼下的對立和衝突作出解釋並提出解決辦法。探險家、軍人、傳教士以及商人開創了早期的“全球化時代”，後來是國家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持續發展了全球化，國際組織、互聯網以及跨國公司也加入這個過程中。要建立超越種族、民族認同的國家認同，在東西方都有實踐，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
思考有無遠弗界的能力，而作為人或人群其行為都有局限，有曆史的局限，有文化的局限，有經濟的局限。
苻堅對鮮卑貴族采取了一體寬大的政策，包括禍國殃民的慕容評，當然禍的是燕國而不是秦國。慕容垂把慕容評比作商紂王手下的奸臣惡來，請求苻堅除掉他，以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在古代，中國是一個“天下”，有超越一國一朝的共同價值，也就有共同的公敵。
苻堅沒有甄別自己的敵人和天下公敵。對自己曾經的對手可以寬恕，對天下公敵不能寬恕，這是儒家處理敵我矛盾時的一個重要原則。對於天下公敵，不論把他當敵人來寬恕，還是當成對付其他敵人的同盟者，這都不是符合“道”的。
司馬光認為，苻堅在崛起之後又迅速沉淪，“由不得其道故也”。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甚至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