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元皇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按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
周訪放水，石頭遂破，司馬睿即放棄抵抗沒有血戰到底，東晉一朝充滿了妥協精神。共天下的王與馬進入了冷戰狀態。
王敦進了建康，對皇帝司馬睿既不殺，也不見，把皇帝放一邊做起了臨時執政。
把王敦比董卓，他還真不如董卓敢作敢為，他甚至也不如後來的桓溫。董卓入京即行廢立，起用黨人，雖然擅權是免不了，但也不能排除董卓有振興漢室的意思，所作所為和公義尚有關聯；王敦所為，純然為一己之私，沒有一條和“公”字沾邊的理由，王敦不敢或不能廢掉司馬睿，所以退而求其次，想廢掉太子司馬紹，給自己立威，為此還召開了一次百官大會，在溫嶠等抵製下此事也不了了之。
反過來，我倒以為元帝司馬睿在這次事變中頗有可圈可點之處，東晉國祚百餘年，與元帝仁恕、堅忍不無關係。
王敦舉兵，劉隗、刁協就建議盡誅王氏。在古代，謀反是十惡不赦之大罪，株連九族至少三族是非常正常的事，連王導同誌也是這樣認為的，所以，他每天帶領哥哥弟弟兒子侄兒二十餘人跪在皇宮外麵待罪。司馬睿一開始就堅持對王氏有區別的政策，堅定地拒絕了“盡誅王氏”的建議。你可以說司馬睿害怕，也可以說他寬容，你還可以說司馬睿怕王敦算後賬。但想想“八王之亂”以來，內部殺伐不已血流成河的慘狀，司馬睿能從自己開始放棄使用政治絞肉機，放棄屠殺無辜甚至有辜，還是體現了仁恕精神。
王敦沒有學會董卓敢作敢為的一麵，學了下三爛的一麵，放任士卒劫掠，司馬睿聽到後向他傳話說：
“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
這話也講得正義凜然，大氣得體，要是給司馬睿一個發表電視講話的機會，王敦這個叛亂政變分子垮得更快。
王敦造逆，打的是清君側的旗號，矛頭直指的是劉隗和刁協。對於這兩個人，司馬睿沒有像漢景帝劉啟對晁錯那樣，把自己的政治盟友推出去當替罪羊，司馬睿始終沒有背叛自己的同誌——在恢複朝廷綱紀、打壓王氏為代表的士族勢力這個問題上，他們可以講是誌同道合，同心同德。當王敦反撲的時候，司馬睿知道自己保護不了他們，就勸他們自己逃難。細想一下，司馬睿這麼做也確實挺夠哥們兒。刁協被人殺害，司馬睿捕殺凶手為刁協報仇。
從江州到建康，王敦一路上意氣風發，興致勃勃，直到占據石頭，王敦哥哥這才似有所感，歎曰：“吾不複得為盛德事矣！”這心理，有點小孩闖了禍自暴自棄的意思。他身邊一個叫謝鯤的說：“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意思就是沒那麼嚴重，咱們向前看不要向後看，時間長了，大家就什麼都可以忘掉。
針對王敦的心理，司馬睿傳話：“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
司馬睿的寬恕和坦率，讓王敦包括王導進退兩難。事到今天，司馬氏能依賴的隻有“忠”字當頭的普世價值，合理運用軟實力；而王氏則成騎虎之勢，夠膽就往前走一步，不夠膽就隻好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