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元皇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帝征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幘（zé）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
後世評說司馬睿，批評他重用劉隗、刁協，用事急躁，激反或逼反了王敦。中國曆史總是找“小人”做替罪羊，千錯萬錯，小人的錯。能把皇上說成偉大光榮正確就厚著臉皮鼓吹，實在不行，也要來瓶“潔爾陰”把皇上洗幹淨，洗洗更健康——體製永遠是健康的。
“七王之亂”的時候，倒黴蛋是晁錯，名字裏有個“錯”字，他不錯誰錯；王敦造亂，倒黴蛋是劉隗和刁協，一個名裏有鬼，一個偏偏姓刁——根據樣板戲姓名學，姓刁的不僅夠壞而且是陰壞。
劉隗和刁協雖然都是官宦後代，劉隗還是漢宗室，但是他們和琅邪王氏比起來，“幹部子弟”身份隻是一個入門資格，要做大官還得靠自己的本事，沒後台的更擁護皇帝。
曆朝曆代，要破除官場既得利益集團和保守勢力集團，皇帝必須聯絡和重用新晉的下層官吏甚至太監，這是皇帝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一個重要原因。既得利益集團不敢明著和皇帝掰扯，就把怨氣恨氣和一肚子醃臢氣全部傾瀉在皇帝身邊的紅人身上，輕者是“激進”，重者是“奸險”，一朝天子一朝臣，相互攻訐沒完沒了。
前麵講到劉隗好彈劾同僚，和誰都能拉下臉來，這類人光講原則，頭上長角，渾身長刺，所以得罪人太多。這種人往往下場不妙，卸磨殺驢是經常的事，被人找後賬更是難免。
劉隗對王敦的威脅見機較早，所以建議司馬睿“出腹心以鎮方隅”，譙王司馬承鎮湘州就是他的主意，還有戴淵出鎮合肥。司馬睿也沒什麼可靠的人，最後連劉隗也派出去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都是僑置州郡）。
刁協是熟吏，行政能力很強，對典章製度也很熟悉，建康草創，規章製度皆出於刁協。刁協有一個政策得罪巨室最甚，《資治通鑒》隻記了這麼短短一句，大興四年（321年）五月，“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童客者，以備征役。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眾益怨之”。
所謂童客者，就是喪失自由的奴隸。北方有權有勢的士族南渡，繼續有權有勢，北方不願意接受民族壓迫的愛國老百姓南渡，繼續沒有工作沒有房子，連原來的自由民身份都沒了，隻好到巨室之家做奴隸。刁協建議把他們解放出來補充軍隊，我不知道奴隸們樂不樂意，反正奴隸主是堅決反對。
王敦逼近建康，元帝司馬睿任刁協總督六軍。但打仗不是刁協的強項，王敦又從最薄弱的石頭進攻，石頭的守將是周劄，周劄是江南第一士族周處的兒子。我們說朝廷和江南士族有鬥爭，黑臉都讓劉隗、刁協出麵唱了，同時也有合作，紅黑主要是王導領銜主演。周劄內心傾向王敦、王導，所以開門揖敦。
石頭在建康西北，當是建康城的要塞，石頭一失，建康也就沒有防守意義了。
王敦的軍隊取得了軍事上的絕對勝利，劉隗、刁協失敗而歸，司馬睿拉著他倆的手，流涕嗚咽，勸他們逃出去避禍。
結果，刁協因為年紀大，平常也不團結群眾，也沒人跟隨，出城即為人殺害，並將首級獻給了王敦，要說司馬睿也還真夠意思，“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劉隗跑到了石勒那裏，官至太子太傅而卒。
平滅王敦後，一起和王敦作鬥爭並犧牲性命的戴淵、周“皆被顯贈”，後人也有官做。
刁協是“出逃”性質，所以既沒法平反，子女也享受不了應有待遇。後來有人上書給成帝司馬衍和實際當權的外戚庾亮，這才算是落實政策，不過還是“留了尾巴”。成帝的詔書說：
“正是因為刁協做得不好，所以讓王敦找到了借口，進而讓元帝蒙羞。看在刁協同誌生前勤勤懇懇為國工作，所以按原來職務的標準享受祭奠吧。”
刁協的子孫後來也做官，但不拘名行，也就是不愛惜名聲，專心致誌地做生意，有田萬頃，奴婢千人。想想老刁當年一心想著朝廷一力主張解放奴隸不惜得罪巨室，後代人算是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