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元皇帝大興三年（公元320年）
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
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
晉室南渡，史稱“中興”。但是這個中興的政權，從一開始就陷入了重重難解的矛盾、衝突之中。
漢胡矛盾當然是一個主要矛盾，但是怎麼對待胡人，又引發了漢人內部的分裂，那就是“北伐派”和“偏安派”的矛盾。要不要恢複故土、揮師北伐一直是東晉朝廷爭論的話題，一係列的權力鬥爭也為此展開。
南人與北人的矛盾，也是伏線千裏，綿綿不絕。司馬睿政權是“外來政權”，有政治上高壓強勢的一麵，也有社會基礎薄弱的一麵；南方士族有服從妥協的一麵，也有對抗和冷漠的一麵。
皇帝（主張君權歸一的劉隗、刁協）、北方大士族（王敦、王導）、相對來說的北方寒族（祖逖、溫嶠）、願意合作的南方士族（賀循、顧榮、紀瞻等）、不願意合作的（周玘等），還有地方實力派（如河西張寔、被排擠到廣州的陶侃等）……政治光譜色彩斑駁，在不同的問題上，因利益和立場隨時組合成不同的陣營，然後展開博弈和鬥爭。
矛盾最激烈，最無法妥協的，也是最先化膿揭盅的是王與馬。在中國古代，也有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儒家倡導的忠君思想，堅持國強民弱的經濟路線，堅持權貴專製的獨裁體製，堅持皇帝一人的絕對領導。必須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國家才能維穩，而最核心的就是皇帝掌權、皇帝獨裁、皇帝乾綱獨斷，皇帝不掌實權不能獨裁，維穩是很困難的。
“敦總征討，導專機政”，這等於嚴重分削了皇帝司馬睿的權力，“共和”這倆字，在專製中國是從來不存在的。君主和權臣，必須有一方是絕對主導，要麼君主是傀儡，要麼臣子是肱股，如果雙方都想主導權力，那必須得動武或以武力相威脅，這個矛盾必先解決，然後才能言其他。
王敦，字處仲，他爹叫王基，他爺爺叫王覽，他大爺爺叫王祥，他親伯伯叫王裁，他堂弟叫王導。
王敦還有一個絕對牛的身份，他乃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女婿，也就是戲文裏讓傻小子們最羨慕的駙馬爺。
王敦性格天生一個“忍”字，《晉書·王敦傳》載：
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嚐置酒，王敦與王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驅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王愷是個沒人性的渾蛋，王敦則是超冷血的忍者烏龜，性格字典裏沒有“不忍心”這三個字，打悲情牌對他永遠沒用。
戰亂以來，族兄王衍提拔他為青州刺史，司馬越後來又任他為揚州刺史。南渡後，司馬睿召為安東將軍和軍谘祭酒，後來又複任揚州刺史。時有蜀人杜弢作亂，王敦以親信督陶侃、周訪等討杜，杜弢滅後，王敦勢力大長，為江州刺史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
魏晉間，有“都督一州或數州諸軍事”之職，等於二戰期間中國的戰區司令，後來，都督一州和數州都不過癮，遂有“都督中外諸軍事”，那就是從中央到地方、正規軍預備役，包括土八路民兵都歸俺領導指揮了。中國一直是皇政、軍政不分，軍權含金量最高，如果軍職跨越行政區域，那麼此間的地方官就等於降格為軍需官了。
王敦都督數州，相當於軍委常務副主席，世有諸胡，遂使王敦稱雄，想來王敦王處仲是不願意北伐的，外麵有軍事威脅，我即可心擁兵自重。祖逖也好，王敦也罷，拋除個人的理想信念，現實幫他們算出的利害損益就是這個樣子的。
從王敦的成長史就可以看出，他有今天的地位是天經地義的，司馬睿提拔他，在他看來不是施恩而是報恩，不是獎掖而是酬謝，而且是報恩報得不夠、酬謝謝得不足。
王導心裏有君臣名分，所以隻要掌握實權，天天給司馬睿打卡上班是願意的；王敦心裏沒有領導，老想著改選董事會，把司馬家的股份攤薄再攤薄——把司馬氏直接踢出去，他又沒這個膽，王敦有實力卻沒有膽略，最後讓他糾結不已的就是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