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際接軌”，是當今漢語新生語彙中使用頻率最高者之一。不僅科技、經濟、工商、學術、教育、文藝、體育各界人士，莫不掛在口邊，即如飯店旅館、旅遊交通、服裝鞋帽各行各業者，亦盡皆津津樂道於此。人不分行業，地不分東西，舉國上下，眾口一詞說“接軌”，洵為90年代神州一盛況。
案“接軌”一詞，顯然借之於鐵道用語。以往中蘇交惡，中國鐵路修到新疆西部某地就停下了，為的是防止蘇聯紅軍坦克尾隨“老大哥”的火車長驅直入。後來兩國和好，於是雙方鐵路也修通了，於是歐亞大陸橋隨之建成。不過單單鐵路相連還不是徹底的“接軌”，因為中國與西歐鐵路是準軌，而“獨聯體”與東歐各國鐵路是寬軌，所以火車到了中哈、俄波邊境還需調整輪距，然後方可從連雲港一路開到鹿特丹。因此，真正的“接軌”指的是改變我之既往，以符合人之現狀，從而“衝出國門”也。廣義上的“接軌”，雖未見有人下確切定義，但在實際運用中，我們可以作如下理解：“軌”者，事物運行方式或規範之謂也；而“與國際接軌”者，則是改變中國原有規範，以符合國際通行規範也。
對世界開放是我國社會經濟現代化的必然之路。要對外開放，就不能不改變我們原有的許多規範，而采用人家的規範，亦即努力做到“與國際接軌”。我國的火車輪距不調為俄國的寬距，就不能跨越歐亞。同樣的道理，我國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不得不按照人家製定的條件，調整自己的經濟，盡管有些條件對我國並不公平。即使在向來被認為意識形態色彩較為強烈的社會科學研究方麵，情況亦未必不然。林毅夫先生的《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一文，針對我國近年來社會科學界出現的嚴重失序現象，提出應當引進推廣國外比較成熟和公認的研究、寫作、發表範式，加以規範化。至於在科技、經濟、工商、貿易、教育、行政、體育、服務等行業中引進與推廣國外比較成熟和公認的規範，其必要性更不說自明。因此，“與國際接軌”，是我國發展的必由之路。
在今日的各行各業的“接軌”高潮中，文化領域亦莫能置身事外。雖“接軌”口號在文化領域中未如在科技等領域那麼鮮明，但是實際行動則似有過之，達到了令人驚歎的程度。從狹義的文化而言，多年來，國內文藝界人士一直大聲疾呼中國文藝要“衝出國門”。既要“衝出”，就要“接軌”，否則豈不衝到東洋大海或中亞沙漠裏去了？但是，文化領域卻不同於經濟、貿易、科技等領域，並沒有一個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機構來製定各種標準（即“國際通行之軌”）。那麼，在文化領域中如何“接軌”？最佳捷徑莫過於在“國際”上獲得某項“公認”的“世界性”大獎（例如奧斯卡獎和諾貝爾文學獎）。因為這些大獎被認為代表了“國際影壇”、“國際文壇”等“世界文化”的最高水平，如果中國文藝作品有幸榮獲這些大獎，中國文藝也就達到了“國際水平”，得到了“國際承認”，或者說“接”上了“國際”之“軌”了。可惜的是，衝來衝去，中國電影總是隻能在奧斯卡獎評選的外圍打圈子，而諾貝爾文學獎更是“高不可攀”，似乎命中注定與中國文學作品無緣。於是怨懟之情蜂起，感歎中國翻譯界無人。然而熱心人依然對這些大獎一往情深，追求不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不屈不撓，誌在必得。今年既不中，明年又再來。其精神之堅韌不拔，實在感人。一些有心計者，見無法進行“正麵強攻”，於是采取“迂回戰術”，即將西方情節加以中國包裝，以求受知於評委。更有甚者，某些作品在進行包裝之時，細揣洋人心理，專揀某些洋人所樂見者，於是“小腳、長辮、大煙槍”，居然成了某些作品中“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魯迅先生在《忽然想到》中曾說：“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並且要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著怎樣的心肝”。對於那些專門從事“小、長、大”之類外銷產品製作的文藝專業戶，若魯迅先生天上有知，想必也不見得會予以什麼好評。更加令人叫絕的是，這種產品往往經“出口轉內銷”而坐享“牆外開花牆內香”的良好效應。例如，某部原先並不叫座的中國電影一旦得到了某項“國際大獎”或者僅僅被提名，馬上就在國內起死回生，一夜之間“生猛火爆”了起來。
在廣義的文化方麵，情況更加明顯。僅以服式為例，即可略見一斑。亞洲鄰邦如南洋、南亞諸國，即使是西方文化熏陶至深的人士，在“國際場合”仍必著民族服裝；而東亞中國文化圈中其他國家如日、韓、越等國人士，在“正式場合”，雖然男穿西服，但女依然多著其“國服”。唯有我們這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國，才盡以西服為正。近年來，公職人員製服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趨勢總是越來越向西服靠攏。打開電視，各地鄉村幹部，在出席會議、接待上級、宴請賓客、誓師動員、表彰授獎各種“正式”場合，皆著西裝，西服也幾近成為“官服”。走到街頭，每見小商小販和廢品收購人員，亦多身穿邋遢西服，沿街叫賣或叫買。至於大小公司經理、涉外賓館飯店侍應生等社會中的高薪階層人士，更是以其西服之完美傲視世人。在往返於中外的國際班機上，凡穿西服、打領帶者，泰半是國人之赴外考察者（有趣的是，洋人反倒較少穿西服——誰願在旅途中還受那份束縛呢？）。明人李樂戲改唐詩，以譏當時士人之盡衣紅紫以求時髦，雲：“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而在今日，則可改為：“昨日回國來，心裏大吃驚。遍處西服者，隻有中國人”。至於年輕或不年輕的女士們甘願花錢受罪去割眼染發，隆鼻豐胸，以求在形體上“脫亞入歐”，更成為一時之盛。在此方麵，國人“與國際接軌”的“力度”（借用時下時髦名詞）之大，令人歎為觀止。
感歎之餘，我們也不得不對這種文化上的“接軌心態”稍加分析。首先，我們要看一看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個文化上的“國際之軌”？接著看一看那些“公認”的“國際之軌”究竟是怎麼回事？是不是有必要去努力“接”這種“軌”？
我國向來有“接軌”的傳統。春秋時期諸侯爭霸，勝者常常要求敗者按照己方的標準，改變彼方境內田地起壟方向，以保障日後一旦爭端再起，己方戰車能夠長驅直入彼疆，這可以說是“接軌”之濫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可以說是文化上的“與鄰國接軌”。不過，公認在大範圍內最早搞“接軌”的人，似乎是秦始皇帝。他統一中國之後，明令“車同軌，書同文”，開創了中國曆史的新一頁。自此以後，形形色色的“接軌”一直不斷。北魏孝文帝的強製漢化，北周宇文泰的強製胡化，都是其例。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下令恢複漢唐衣冠，要少數民族與漢人文化“接軌”；而清朝入主中原，又強令漢人剃發留辮，與滿人習俗“接軌”。盡管這些“舉措”（又一次借用時興語彙）都隻限於中國國內，而且大多憑借政治力量推行，不過卻倒都是貨真價實的文化“接軌”之舉。這些舉措消除了地方和民族之間的隔閡，為中華世界的“天下大一統”，起了積極的作用。由此角度來看，今日文化上的“與國際接軌”，似乎也符合“人類大同”的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