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怎樣讀外國書
當年魯迅先生在其雜文《青年必讀書》中對青年發出忠告：“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原因是“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其實，魯迅先生所讀之書以中國書為多，他的學問也主要是從讀中國書得來的。因此這段話聽起來雖然有些偏激，但其意在鼓勵青年積極進取，並非全盤否定中國書。不過，如果把此話放到今天，或許不乏道理。
前些日子在一個會議上，我口無遮攔，講了一句“中國大多數學報是學術垃圾生產地”。不料此語一出，竟然在媒體上引起軒然大波。大家之所以對此話如此感興趣，是因為我國學術著作的質量問題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由於學術垃圾充斥，讀書就成了一件冒險之事。魯迅先生說：“浪費別人的時間，無異於謀財害命”。從此意義上而言，讀了質量低下之作，也就是被害命，不過這還可以說是自認倒黴。要是讀了假冒偽劣之作，並以此為據寫自己的著作，發表出去，則不僅害己，更要害人。因此之故，在讀許多近來出版的中國學術書時，常常不免戒心重重，不知此書所言是否可靠？是否有據？是否抄襲剽竊之作？對於現代人來說，讀書與吃飯一樣重要。飯不論中西，總是要吃的；書不論中外，總是要讀的。當然，由於有比較，有選擇，如果中國書的質量不能令人放心，讀外國書也就成為理所當然的替代。正如洋快餐有害健康，因此中餐在西方得以風行一樣。不過，這對於我們中國學者來說，卻是很令人感到悲哀的事。
雖然我絕不認為外國月亮比中國的月亮圓，不過也承認在一些發達國家，由於學術管理體製比較成熟，“學術垃圾促產機製”不甚得勢，因此其學術著作的質量相對而言也比較高。這是事實，誰也抹殺不了。不過即使如此，餘英時先生也警告我們：“在西方的多元史學傳統中，任何新奇的觀點都可以覓得容身之地。近年來西方學界湧現了各種新理論方法，包括許多有悖於主流的‘異義怪論’，例如德裏達、福柯、哈貝馬斯等人的理論係統”，“這些‘異義怪論’是否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尚有待於事實的證明”。因此之故，即使是遇到外國著名學者的著作，也需要小心。那麼，我們應當怎麼讀外國書呢？下麵，據我個人的經驗談談。
首先，學問是天下公器，因此沒有國界。日本學者中鳴敏回憶在做學生時，曾向其師加藤繁先生（日本的中國經濟史開山鼻祖）抱怨說：“像搞（中國）社會經濟史這門學問，外國人總不及通曉實際情況的本國人”。加藤繁氏即正言厲色地回答說：“不是這樣，那隻是在常識方麵而已。如果真正進入學問的深處，外國人和本國人，並沒有兩樣”。此語極有氣魄，事實也確實如此。既然中外學者在學問麵前沒有兩樣，其著作的水平當然也不能依作者的國籍而以不同標準對待之。因此讀外國書，也同讀中國書一樣，應當以平常心待之，隻可論其優劣，而不可別以中外。
其次，由於學術傳統的不同，中外學者的研究在許多方麵有明顯的差別。對於這些差別，我們應當采取的態度是取其長而棄其短，而非相反。有些人讀外國書，一味盲從，即如餘英時先生所言：“最近海內外中國人文學界似乎有一種過於趨新的風氣。有些研究中國文史，尤其是所謂思想史的人，由於受到西方少數‘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的激動，大有走向清儒所謂‘空腹高心之學’的趨勢”。而另外一些人則未讀懂甚至根本未讀外國書，卻一味排斥之。典型的例子是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關於市場係統與區域係統理論。此理論本來並非盡善盡美，可是平心而論，至少對於研究清代中期以來中國比較發達地區的經濟史來說，該理論是頗有借鑒價值的。但是有些國內學者並未對該理論作深入研究，甚至尚未一覽其書，便遽以“六邊形”、“切蛋糕”六字概括之，使人以為其論荒誕不經，不值一覽。這種做法，其實不僅可笑，而且可悲。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史學已成為國際學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我在國際曆史科學委員會北京會議上的講話中所說的那樣：“中國具有世界上最久遠和最係統的有記錄的曆史，同時也有人數最多的史學工作者隊伍，因此中國史學家應當在國際學界有更大的聲音”。隻有多了解別人的想法，我們發出的聲音才能讓外人聽懂。這需要我們更多地讀外國書，更好地讀外國書。否則，我們就隻能永遠陷於那種“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可悲景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