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一種軌距，大家都以此為標準去“接”之，本是經濟一體化之必然。在鐵路運輸興起於英國之初，多種軌距林立，出現了有名的“軌距大戰”。到1846年英國議會決定以史蒂文森的4英尺零8.5英寸軌距為標準軌距之後，英國鐵路運輸係統的“接軌”才得以逐漸完成，從而國內經濟一體化也才蓬勃發展起來。在今天，世界經濟的“車同軌”正在逐步成為現實，因此在經濟上努力“與國際接軌”，是一個大方向。然而，盡管世界在變小，天下“定於一”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遠景，但如今在文化上“接軌”，借用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中的話來說，實屬“大謬不然”之舉。首先，直至今日，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一體化（即“書同文”）還隻是一個遙遠的夢境，因此，要現在的人去做遙遠未來的工作，正如要求一個正在蹣跚學步的嬰兒，去像“馬家軍”健兒跑完馬拉鬆全程一樣不近情理。如要強求，事實證明是不行的（例如日本人從前在台灣搞的“皇民化”運動，除了一小撮為人不齒的漢奸外，絕大多數台灣人民是不接受這種刺刀下的“接軌”的）。其次，盡管“書同文”按理來說是大方向，但事實上是，在文化方麵，一股與“一體化”相反的“多元化”潮流，似乎正方興未艾於冷戰之後的世界。例如，日本人高唱“脫亞入歐”百年之後，如今發現自己還是亞洲人。新加坡人之“西化”為亞洲之冠，但現在卻聲明“我們不是黃皮膚的英國紳士”，不是黃皮白心的“香蕉”。馬來西亞人則調侃說：“我們的身材不同於西方人，因此西方衣服對我們來說總嫌太大”。至於伊朗等伊斯蘭國家，過去多年積極推行西化的結果，卻是今日文化上的全麵複古。更有甚者，在西方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的英國，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士人雖然同文同教，而且締結良緣已長達數百年，但是如今人們卻大談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激進者甚至於要求勞燕分飛，各自立國。我在蘇格蘭旅行時，幾乎所遇到的每個人都鄭重地提醒我：我們是蘇格蘭（Scott）人，不是英國人（English，即英格蘭人），盡管言者並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分立主義者。
既然文化是多元的，那麼當然也就沒有一個“國際通行之軌”。人為地設立這樣一個“軌”，並以此來品衡一切，肯定是不妥之至。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兔者山之精，龜者水之靈。仁者愛兔奔騰之輕盈，智者喜龜優遊之安閑，自是人之常情。如果一定要搞什麼荒唐的“龜兔賽跑”或“龜兔賽泳”，隻能令仁者太息而智者蹙眉。這種故事，作為一種“寓教於樂”的形象化教材，講給幼兒園的小朋友們聽，自然是不錯的。但是如果大人依然迷戀於此，似乎就不大妙了。帕瓦羅蒂和梅蘭芳的演唱，不用說都是頭一流的，但是如果一定要把二位硬拉到一場“國際歌劇演唱大獎賽”中一決雌雄，結果一定令人啼笑皆非。如請維多利亞女皇任評委，梅氏必定敗北無疑；而若由慈禧老佛爺裁決，帕氏又絕對榜上無名。因此之故，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史上，魯迅之輸給賽珍珠，乃屬必然。相反，如果賽珍珠輸給了魯迅，反倒會一如在意大利歌劇大賽中帕瓦羅蒂輸給梅蘭芳，令人匪夷所思了。對曹雪芹那樣的偉大文學家來說，如果其嘔心瀝血之作《紅樓夢》被一批沒有讀過老、莊、李、杜原著的評委判定達到了“世界水平”，想來他也絕不會感到這是一種榮譽。
從此種意義上來說，今日被視為“世界文化”評判標準的諾貝爾文學獎和奧斯卡電影獎，其實隻不過是西方文化的評判標準，或者說隻是為“兔”或“龜”一方而設立的，並非能夠涵蓋一切。諾貝爾文學獎並不具有世界意義，一如資中筠先生大文《諾貝爾文學獎具有世界意義嗎？》所論。近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文章《諾貝爾文學獎是如何產生的？》，更直截了當地點明了該獎評選中在文化方麵的局限性：在迄今為止獲得過該獎的91位人士中，以歐洲主流語言之外語言寫作的作家僅有5位，在這碩果僅存的5位中，如果再除去用歐洲的非主流語言寫作的2位作家外，就隻剩下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和埃及的納吉布·馬赫福茲了。此外，正如諾貝爾本人所言：“公平不過是想象出來的東西”。這一點，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中也不是不存在。例如首位文學獎的評選就已頗為世人所詬病，因為評委們以“否認教會權威、國家權威和財產權”為由否決了眾望所歸的列夫·托爾斯泰而授予法國的普魯多姆。在冷戰時代，肖洛霍夫、索爾任尼琴等蘇聯作家曾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選定為此項獎金得主，但這一決定到底是出於政治考慮還是完全憑藝術水準，以往曾有激烈爭論，以至有些歐洲左派人士稱此項獎金為給予“東方叛徒們”的獎賞。就有關中國的作品而言，沒有多少文學圈中的人，會認為榮獲此獎的賽珍珠的《大地》的水平高於根本未被提名的魯迅的《阿Q正傳》。至於奧斯卡獎，固然獲獎者中不乏精品，但是此獎是否真的代表了“國際影壇”的最高水平，則即使在西方社會中也向來有爭議。就我所知而言，許多學養深厚的人士並不看重之，甚者乃至不屑一顧。例如據我的經驗，倘若在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每天的Teatime聚會上熱情讚美好萊塢電影，就有可能會招來鄙薄的眼光。
盡管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獎並不具有世界意義，但是它們卻被視為“國際文壇”、“國際影壇”最高水平的評判標準，引得無數英雄為之競折腰。不必多說，這實際上乃是今日西方文化獨大的產物。“衝出國門”、“為中國文藝在國際上爭光”的口號雖然頗為動人，但是言者眼睛所盯，仍然是西方。盡管印度的電影觀眾人數為世界各國之首，尼日利亞讀者的絕對總數也大大超過瑞典（尼國人口總數二十餘倍於瑞典，即使識字率低，識字者的絕對數目仍然可能超過瑞典）。可是沒有聽說哪位中國文學家，打算將“衝”到尼日利亞作為其奮鬥目標的；也沒有聽說哪位中國電影藝術家，把在印度電影節上獲獎視為“在國際上爭光”之事。可見，以西方人的臧否為“國際標準”而努力靠攏之，乃是文化“接軌”心態的潛台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