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口史風波”談學術規範、學術紀律與學術批評近年來國內學術著作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已是不爭的事實。造成這種局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如今的我國學壇嚴重失序。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主要由非專業人員編輯並由非專業人員鑒定通過”的“低水平的、錯誤百出的資料編纂”，被當做“填補了我國曆史人口學研究空白”的“國內關於上古至現代的第一本曆史人口學專著”，向海內外學界隆重推出的現象，當然也就不足為奇了。國人對於學壇的種種怪現象，已是見慣不怪。但是長此以往，根據經濟學中“劣幣驅逐良幣”的原則，學壇將日愈為“劣品”所占據，而“精品”的生存空間也隨之日愈縮減，直至完全喪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一些例子，看一看別人的情況，無疑有助於我們發現和解決自己的問題。
一、中、美史壇三公案
當前我國學壇風氣不正，已引起各方麵人士的關注。這些不正之風中最為顯著者，就是在學術成果評估和學術批評中“隻說好話，不說缺點和不足，甚至互相吹捧”。在一派互相吹捧的甜言蜜語的催眠之下，史壇似乎有些昏昏欲睡了。
今年（1998年）第一期《曆史研究》刊載了葛劍雄、曹樹基的長篇書評《是學術創新，還是低水平的資料編纂？》，對楊子慧主編的《中國曆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3月25日的《中華讀書報》又刊出該報記者祝曉風、張潔宇撰寫的長篇報道《一篇書評問世的前後》，披露了與該書評有關的種種情況。這兩篇文章的相繼發表，在學界引起了頗大震撼，寂寞多年的史壇終於再起波瀾。不僅被批評者作出了激烈的反應，稱該書評“惡意中傷，人身攻擊”、“學閥、學霸作風”，不少局外人士也覺得該文批評太過激烈，不給人留麵子，有傷同行和氣，等等。當然，為葛、曹書評叫好者也不乏人在。因為此公案源起於《中國曆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一書，因此姑稱之為“人口史風波”。
“人口史風波”之所以能夠成為一樁引起轟動的學壇公案，主要原因實際上是嚴肅的學術批評已在史壇絕跡多年。人們已習慣了那些充斥報刊的廉價吹捧文字，乍一碰到這種尖銳的評論，自然不免有愕然之感。套用魯迅的話，可以說是“學界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和氣不保”。然而，這樁公案如果是發生在學壇較為有序的地方，情況又會如何呢？下麵講兩個發生於美國史壇的公案，來與“人口史風波”做一對照。之所以選這兩個公案為例，一是因為我與這兩個公案的一些主要當事人或曾為同事，或是熟人，因此對其事有些直接的了解。二是這兩個公案在海內外中文報章中曾有報道，讀者若有興趣，不妨去細查有關文字。
這兩個公案中，發生時間較近、且國人了解較多者，是新近發生於美國漢學界的一場筆墨官司。因此公案的主要當事人是何偉亞（James Hevia），故姑稱之為“何偉亞事件”。另一公案發生較早，影響也更大，在1980年代曾轟動美國學壇。該公案也因當事人亞伯拉罕而得名，故被美國媒體稱為“亞伯拉罕案件”。前一公案的梗概，孫尚揚《為中國而爭吵的“洋人”》一文作了概述。後一公案則在餘英時《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中有頗為詳細的敘述。茲將此二公案略述如下：
何氏新著《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是一部頗有新見的專著，榮獲了1997年美國亞洲學會的列文森獎。但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卻對該書進行了猛烈的批評，稱之為“一派胡言，望文生義”之作。書評刊出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艾爾曼（Benjamin Elman）出來為何氏辯護，稱周氏的批評“充滿惡意，小題大做”，從而成為一場雙方均有該國漢學家中的重量級人物參加的論爭。此爭論涉及諸多方麵，其中之一是對原始文獻的理解問題。周氏的文言功底明顯較何氏為佳，因此他對何氏書的批評之一，就是何著正文中有一些對原始史料的錯誤譯法和錯誤斷句，並指出在該書附錄的詞彙表中還有將“皇帝”誤作“黃帝”、“一視同仁”誤作“一視同人”之類的問題。艾爾曼盡管在諸多方麵為何氏辯解並回擊周氏，但對周氏所指出的這些“硬傷”卻無法予以有力回答，隻能說何氏所犯的此類錯誤百分比很小，而且周氏斷章取義，誤解何氏對文獻的全麵譯解。
周錫瑞對何偉亞的批評，在許多中國學者的眼中，似乎是有些“小題大做”，或者是過於“苛刻”了一些。但是在美國學壇上，這不過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就近幾年的美國漢學界而言，就發生了多起公案，例如黃宗智與馬若孟（Ramon Myers）、羅斯基（Thomas Rawski）之間的交鋒，費維愷、王國斌（R。Bin Wong）等對布蘭德（Loren Brandt）新著《華中和華東的商業化及農業發展，1870—1937年》（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1870—1937）的抨擊，亞洲學會前後任主席羅友枝（Evelyn Rawski）與何炳棣之間的批評與反批評，等等。這些公案爭論的焦點都是觀點、立場、理論等更“大”的問題，“火力”也更加猛烈。相比之下，周氏對何氏的批評根本談不上“苛刻”。然而，事情還並非至此為止。若與我們還要談到的另一發生於史壇主流學科中的公案——“亞伯拉罕案件”——相比，漢學界的上述公案更不過隻是“小菜一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