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即使是真正的外行（即非專業人士），他們的意見也並非沒有價值。正如一位從未下過廚房的人，也可以對某位名廚的作品發表重要的意見。如果隻有烹飪界內行的意見才值得重視，那麼世界上恐怕也就沒有“美食家”這類人士了。而在國外的高檔飯店，美食家的意見一向是名廚最希望聽取的。
五、有無“旁枝末節”？
對於來自本領域以外學者的學術批評（或曰行外人士的批評），行內人士常認為這些批評往往看不到所批評成果的主要方麵，而是僅僅糾纏於細節問題。用過去大家曾經都很熟悉的話來說，就是隻見木而不見林，見“旁枝末節”而不見主幹。“旁枝末節”據說都是無關緊要的，所以這種批評沒有多少意義。然而情況果真是如此嗎？
嚴格地說，在科學研究中，並沒有什麼對象是無關緊要的。就是標點符號，也不是可以忽視的“旁枝末節”。過去國家曾組織了一批第一流的學者，從事一項曆時長久的集體工作——標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標點本刊出後，全世界的中國曆史研究者都從中受惠無窮，所以這項工作可謂功德無量之舉。這些學者都是文史各領域中成就昭著的大師，他們甘願窮多年之力從事標點，可見標點符號絕非“旁枝末節”。
由於各個學科的側重點不同，同樣一個事物，某一學科的學者視為不重要，對於另一學科的學者卻十分重要。例如對於一部經濟史研究著作，一些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最重要的是運用了什麼理論，提出了什麼模式。至於對所用具體史料的訂正，似乎可以說是“旁枝末節”。在科學研究中，任何理論和方法的運用，都隻能以翔實充分的事實為基礎。就經濟史研究而言，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確實非常重要，但正如凱恩斯所說：“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馬克思更明確地說：經濟學理論是從曆史的和當時的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曆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隻能對整理曆史提供某些方便”。因此吳承明先生下的結論是：經濟史研究“隻能以曆史資料為依據”。方法再好，如果依據的史料不可靠或不準確，也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可見史料的考訂絕非“旁枝末節”。對於這一點，西方學界並無很大歧見。我在一篇文章裏曾提到過1980年代轟動美國學壇的“亞伯拉罕案件”（David Abraham Case）。該公案的主要當事人亞伯拉罕在其所著《魏瑪共和國的崩潰》（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中，采用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兩次大戰之間德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作了頗為深入的分析，從而對納粹的崛起作出了新的解釋。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該書確實頗有新意，因此出版後頗受好評。但是從曆史學的角度來說，該書所引用的史料卻多有失誤。盡管有的學者指出這些錯誤並不影響全書的結論，但這些錯誤終使亞氏為學界所不容。
總之，我個人認為不應把學術批評視為“找茬兒”，而應視為被批評者、批評者和廣大讀者都可從中受惠之事。學術批評要守規矩，但不應有定式。在學術批評中，應當提倡“以己之長，攻人之短”。對待學術批評，不應心存“外行”和“內行”的畛域，也不應將其他學科學者所重視的批評內容視為“旁枝末節”。對於從其他學科引進的新理論方法“求全責備”，是學術批評的重要內容，應從積極的方麵予以理解，而不應加以拒絕。以上這些，都隻能說是開展學術批評的起碼條件。如果我們在學術批評中連這些也做不到，那麼要指望能夠熱烈而健康地開展學術批評，恐怕隻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