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學理和實用並非截然分離，為“致用”而治學和為學術而學術之間也沒有價值判斷上的高下之分。朱光潛指出：“學術原來有實用，以前人研究學術也大半因為他有實用。但人類思想逐漸發達，新機逐漸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強似一天，科學哲學都超過實用的目標，向求真理的路途去走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縱使無用，科學家哲學家也決不會就因此袖手吃閑飯。精密說起來，好奇與求知是人類天性，穿衣吃飯為饜足自然的要求，求學術真理也不過為饜足自然的要求。誰能說這個有實用，那個就沒有實用呢？我們倘若要對於學術有所貢獻，我們要趁早培養愛真理的精神，把實用主義放在第二層上”。實用主義並非壞事，但是在實用主義的驅動下，肯定是無法作出第一流的學術的。明顯的例子是愛因斯坦與比爾·蓋茨。當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發表時，全世界隻有12個人看得懂，到了今天也很難說這個理論帶來什麼具體的“經濟效益”。但是這卻是20世紀最偉大的學術成就。相反，比爾·蓋茨的發明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實用利益，但在西方卻無人將其視為學術成就。
這裏要說一句，“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在我國古代也並非沒有。尤其值得強調的是，到了清代，乾嘉學派將此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學派與西方近代興起的蘭克學派在治學理念和方法上都有頗大的相似性。因此即使以近代西方的標準而言，乾嘉學術也是一種真正的學術。由於乾嘉學派的巨大影響，乾嘉時代也是我國曆史上學術學風最為良好的時期。這種學風對於今天的學者仍具規誡意義，“今天學界講求‘學術規範’，批判‘學術腐敗’，其實有時仍然是在重複強調（乾嘉學者）治學的某些原則”。但是五四以後，雖有清華文科四大導師及其弟子為代表的學者繼承和發揚乾嘉學風，但更多的人卻將乾嘉學術視為“鑽故紙堆”、“故紙堆裏討生活”的“飣餖”之學，或者是“逃避現實”、“無關現實”的“玩物喪誌”之學。特別是在1949年以後幾十年中所有工作都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氛圍中，乾嘉學術更以其“封建性”而不被容於世。因此在一段時期內，我國實際上是沒有自己的學術傳統的。
從以上所言，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對學術一詞理解之混亂，是導致我國今天學術濫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不清楚什麼是學術，難怪要求人人都做學術工作。例如據說在一些地方，甚至幼兒園老師、辦公室職員提職稱，也要有學術論文發表。我們承認他們中許多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價值，絕無貶低這些研究成果的意思，但是從學術的兩個基本要義來看，他們的工作一般而言不屬於學術工作，是不言而喻的。隻要是在學術機關辦的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是學術成果，那麼還有什麼學術標準可言呢？
第二，在西方對學術一詞的理解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其純學理性。這一點，對於今天的中國學界特別有意義。過去我們反對“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取向，在當時中國的特定環境下有其道理，但今天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不僅如此，今天的現實是功利主義籠罩全國，極少有人還在“為學術而學術”，而真正的學術卻非要具有這種精神不可。因此如果我們還不亡羊補牢的話，我們的學術永遠是二三流的學術，諾貝爾獎永遠也隻有洋人和海外華人有資格領取。
五、關於學術的一個認識誤區
如前所述，學術是一種純學理性的探索，因此我們就不能從功利主義的立場，而應從純學理的角度，來看待學術。就此，我們需要澄清一個認識誤區，即學術成果的價值不是由純學理性探索所達到水平的高低，而是由研究題目的大小以及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來決定的。
學術與“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無關，前麵已經談過，茲可不贅。這裏我們僅隻談談學術與研究題目的關係。
在今天的學界，很多人都認為有些研究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研究則不那麼重要，甚至無關緊要，值不得花氣力去研究。不錯，從現實需要來說，研究的問題確實有輕重之分，但是從純學理的探索來說，所有問題都是重要的。由於各個學科的側重點不同，同樣一個事物，某一學科的學者視為不重要，對於另一學科的學者卻十分重要。例如對於一部經濟史研究著作，一些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最重要的是運用了什麼理論，提出了什麼模式。至於對所用具體史料的訂正，似乎可以說是“旁枝末節”。但是對於一些曆史學家來說，情況可能相反，最重要的是史實的可靠，而理論和模式則是第二位的。
一座知識的大廈不僅要棟梁等大部件，而且也要磚瓦釘子等小部件。如果隻重視棟梁而忽視磚瓦釘子，那麼這座大廈肯定蓋不起來。不僅如此，由於大廈需要的小部件的種類和數量遠比大部件為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廠家來提供這些小部件。因此，對於為這座大廈提供建材的廠家來說，隻有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都生產出最好的建材，才能使這座大廈成為不朽。因此，如果我們都趨時去做熱點問題的研究，那麼勢必造成在某些問題的研究中不僅資源過剩造成浪費，而且大量沒有能力進行這種研究的力量也湧入，從而造成大量廢品或者假冒偽劣產品。同時，大量有待研究的問題卻無人問津，從而造成空缺。
由此意義而言，每個學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都不應左顧右盼，心神不定，而應當堅信自己的工作有重要意義。胡適曾經說：“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過去這句話曾被猛烈批判，認為是玩物喪誌的典型。但是從學理上來說，這句話並沒有錯，因為隻有在每個知識領域工作的學者都目不旁騖，專心致誌地追求本領域中的學術探索，整個學術也才能真正得到發展。此外，從實際情況來說，這也是有道理的，例如在古文字學中，甲骨文自發現以來，“認字”就是一項核心的工作。“文革”以前和“文革”中，我國學者在這方麵的工作受到很大幹擾，以致在很長時間中進展緩慢，從而影響了我國上古史的研究，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如果我國學者具有“發現一個字的新意，其意義不下於發現一顆新的星星”的抱負，那麼今天我們認識的祖先文字（包括契丹文、西夏文等）肯定會多得多，也不必為學習一些中國的古文字，還要跑到歐洲和俄國求學了。
就做重大課題研究而言，我們要說的是，絕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課題研究。這需要一係列必要條件（不僅包括各種客觀的條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觀條件如學養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麼最終做出來的隻會是次品或者廢品，其道理是再清楚不過的。相反，對於大多數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觀條件的小課題，隻要真正努力，卻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在中國史研究中，日本學者向來以善做小問題的研究著稱，但是千千萬萬個小問題的研究成果，造就了日本學者在國際中國史壇上不可動搖的地位。按照不少西方學者的看法，近幾十年來日本學者在中國史研究方麵的學術成就大於中國學者。這裏不擬對此進行評論，但是要指出的是，前麵提到過李華瑞統計我國宋史研究已刊出論文總數為1.5萬篇，如果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做小問題研究的，那麼就有1萬篇文章，可涉及宋史研究中的絕大多數問題。在這1萬篇文章中，如果有三分之一（即大約3300 篇）有學術價值，那麼我國的宋史研究的學術成就必定獨步全球，無人能夠望其項背。可惜在過去那種人人爭做大題目，篇篇討論大問題的風氣熏染之下，大量的文章成為廢品或者複製品，以致許多真正想做學問的學者不得不轉向日本學者的論著。由此可見，隻有真正理解學術一詞的意義，以此為標準進行學術工作和學術評價，我們才能有高水平的學術。
最後，回到文章開始的話題。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內，中國不僅在經濟上貧窮落後，而且整個社會長期處於動蕩不安之中。在此情況下，要進行真正的學術建設、確立學術標準當然很困難，因此我們不應苛求前輩。但是，今天情況已經與過去不同了。推進學術建設，為將來的學術盛世到來奠定基礎，已是刻不容緩。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產品在國際上常常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我們用了20年的時間，到了今天才勉強消除了這個惡名。如果我們在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的建設方麵無所作為，那麼中國學術產品的“假冒偽劣”的惡名，不知還要背到何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