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一代以陶希聖、陳登原等先生為代表，第二代以何炳棣、吳承明、傅衣淩等先生為代表。何炳棣先生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其成就有目共睹，其學術道路也啟人深思。今天這個以“中國社會·經濟·觀念史”為主題的座談會，隻談其學，不談其人，主要目的是請大家共同探討如何更好地繼承和發展前輩學人所開創的道路。
作為引言，我想談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國際視野問題。
一、為何需要國際視野？
中國史學研究要不要走向世界，要不要全球化？這是學界一直在爭論的問題。在我看來，“全球化”是一個很含混的概念，需要從不同的層麵去理解。在經濟層麵上比較容易達成共識，即中國應該融入而不是抗拒全球化。但在學術方麵，情況就比較複雜，特別是像曆史這樣在西方被劃歸為人文或者藝術的學科，以及諸如此類民族特性較強的學科，其全球化的可行性及必要性頗需商榷。但無論如何，即使我們自己承續的依然是乾嘉學派的路子，了解他人（國外）的研究狀態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中國史學研究應該具有國際視野，這已為大多數學者認同。
就中國社會經濟史而言，它與史學研究領域中的其他學科有所不同：中國社會經濟史（特別是經濟史）誕生伊始便是一個國際化的學科。中國原來沒有社會經濟史，作為一門學科，它是從20世紀初開始，陸陸續續經由日本、西歐、蘇聯等地傳入的，所以其學科規範、理論構架、分析方法等，都建立在外來學術的基礎之上。雖然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主要局限於經濟製度研究及初期經濟史料的考核等方麵，但其研究路徑與西方並無二致。195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的作為指導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也同樣來自西方。因此，中國經濟史研究曆來就是全球性的、國際性的。
英國前曆史學會會長巴勒克拉夫曾經說過，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對曆史學影響最大的是經濟學。他還引用戴維斯的話說，到目前為止，經濟學是對曆史學做出了最大貢獻的社會科學。基於這樣的一種共識，西方的經濟史研究也逐漸從對經濟製度的考核、經濟史料的辨認轉向了經濟理論指導下的研究。因此，經濟史是曆史學科中最早社會科學化了的學科。眾所周知，無論流派如何紛雜，經濟學是沒有國界的。以它為基礎的經濟史研究自然也沒有國界——雖然研究對象可以不同，但研究方法卻基本相似。
全球性、國際性的學科性質決定了在經濟史、社會史研究中國際視野不可或缺，如果硬要閉門造車，學術水平就不可能提高。
二、國際視野下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發展趨勢
從世界範圍來看，近期社會經濟史研究呈現出三大趨勢：
1.研究對象的變化
從研究的對象內容來看，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早期的經濟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製度方麵（當然，這裏的經濟製度內涵很豐富，與政治製度也有關聯），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經濟製度史研究。1960年代以後，特別是1970年代中期以後，研究對象大大改變，譬如經濟成長與發展研究、社會組織研究、人口研究、生態環境研究、大眾文化與社會經濟關係研究等等，都成為了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對象。1990年代以後，研究對象愈發擴展。如今，國外經濟史研究早已突破了早期經濟製度史研究的狹小範疇，而與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人口史、家庭史、婦女史、環境史等密不可分。在西方，依然延續三四十年代的方式做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已很難找到；在國內，這樣的學者也越來越少。
從研究對象的時間來看，西方過去的經濟史研究主要集中於工業革命時期，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也主要集中於先秦兩漢等較早時期，譬如對周禮、均田製、兩稅法等經濟製度史的研究。到了後來，研究對象的時間逐漸後移，近代早期（即明清時期）成為重點研究時段。
從研究對象的空間來看，呈現出縮小與擴張的兩極態勢。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過去的經濟史研究都把中國看做一個整體。但1980年代以來，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研究的空間單位越來越小。我連續參加了幾屆代表西方主流史學研究思潮的國際經濟史學大會，每屆都有上千人參加，大約120場的研討會，但幾乎沒有人講中國如何如何這樣宏闊的議題，而是談很具體的問題。這種經濟史學研究方法上的改變無疑是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借鑒。與此同時，政治區劃、地域分割被進一步打破，譬如一些學者提出的東南亞經濟圈等等。縮小和擴張，二者相輔相成，使經濟史研究實現了將中國作為一個最大的地域共同體的整體性認知的超越。
從研究對象的社會身份來看，體現出自上而下的平民化特征。過去關注的都是上層政策的製定者、傑出人物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等等，現在逐漸將目光投向農民、工匠等普通人。在國際經濟史學大會上，大家討論的都是諸如中世紀德國某個小鎮上的婦女在其社區裏的經濟角色、家庭勞動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