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清中國經濟狀況的看法，在西方過去的幾百年中發生了幾次大的變化。16世紀到18世紀末以前，西方對於當時中國的評價是很正麵的。伏爾泰、魁奈、亞當·斯密等，都把中國看做經濟發達的國家。18世紀末情況開始轉變，馬嘎爾尼說中國是“一艘老舊的頭等戰艦”。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黑格爾以來，就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木乃伊式的國家，沒有發生過變化，沒有內在的動力。這樣的看法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衝擊—回應”（impact。response）論，認為中國是有變化的，但這種變化是在外力的影響下發生的。
中國史學界長期以來也認為明清處於“沒落的封建社會末期”。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中，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明清時期經濟不是靠西方衝擊才發生變化的，並且，如果按照它自身的軌跡發展下去，可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在西方，與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理論比較接近的是所謂“近代中國”的理論。這是越戰以來出現的一個新理論。美國當時一批中年的史學家認為中國在明清時期不是沒有變化，相反，明清中國經濟是有活力的。這一看法在西方學界雖然逐漸為不少學者接受，但主流看法還是中國是一個停滯的、沒有外力衝擊就不能發生變化的國家。
到了最近十幾年，西方對明清中國的看法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1990年代經濟學家安古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運用實際購買力的計算方法，對中國從漢代以來的GDP作了計算，得出以下結論：1700年時，整個歐洲的GDP和中國的GDP差不多相等。此後，從1700年到1820年，中國四倍於歐洲的經濟增長，使得中國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從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長率達0.85%；而整個歐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僅從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長率為0.21%。因此直到鴉片戰爭前不久，中國經濟不僅在絕對規模上，而且在增長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經濟地區之首。在他之前，政治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就作過一個估計，清代中期乾隆十五年（1750）時，中國的工業產值是法國的8.2倍，是英國的17.3倍。在1830年時，中國的工業產值是英國的3倍，法國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的工業產值才剛剛趕上中國，而法國僅為中國的40%。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銀資本》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世界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以致中國能夠把世界生產的白銀（當時的世界貨幣）的一半吸引了去。從他們這些看法來說，清代絕對不是一個停滯的時代，而且，清代經濟的增長不是依靠外力，而是依靠自己內部因素達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