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史學觀與方法的變化
到目前為止，中國曆史（包括經濟史）研究中爭論最大的問題是“西方中心論”的問題。這個爭論的細節，在此我不想詳述。我想說的是一些與“西方中心論”針鋒相對的觀點，譬如柯文提出的“中國中心論”，在學理上是否站得住腳？事實上，西方也好，中國也罷，作為世界的一部分都是有局限的，無論以何種“中心論”來看待中國這個研究對象，都不可能客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心論”本身就值得反思。
那麼我們該如何對待西方社會科學所創造的這套話語係統、分析結構呢？有的學者，比如黃宗智，主張破除一切西方話語係統，建立中國自己的話語係統、概念係統、分析係統（他將其稱為“範式”）。但隨之而來的批評便是：這能做得到嗎？在國際化的當下，我們能否將西方社會科學係統中的“西方中心論”成分剔除掉，而隻保留它的研究方法？諸如此類的爭論一直在持續。
早期的經濟史研究，用的基本上是曆史學的方法，譬如考證、實證等；20世紀中期開始從宏大的曆史哲學、曆史規律的角度來研究曆史，這其中也包括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20世紀後期以來，隨著研究主題的擴大，史學研究中的各種社會科學方法已經密不可分地融為一體。因此在國際經濟史學大會上，幾乎看不到使用單一研究方法的成果。方法的增加，使經濟史研究的變化成為可能。最近兩年的國際經濟史學大會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生活水平問題。從今天的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生活水平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標準。雖然經濟史研究的對象依然是收入、分配、消費等，但是研究的範疇受到了社會學的深刻影響，已深入到某個社團、某個郊區的生活水平。如果將不同曆史學家用此類相似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的話，便有了跨地區、跨國、跨大洲的研究，得出的結果也更有意義。過去何炳棣先生籠統地提出18世紀中國的生活水平比法國要好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第一缺少證據，沒有量化分析；其次缺少標準，所依據材料的樣本是否充分、是否采用了第一手檔案都不可知。至於細致到對某個小社區的內部關係作出很明晰的解釋，何炳棣、謝和耐等老一輩學者都還做不到。這也體現了經濟史研究的重大進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純粹的經濟史研究不複存在，它更多地呈現為經濟史、社會史、觀念史、生態史、文化史等各方麵的糅合樣態。
3.研究的國際化
過去我們常說在曆史研究中，有日本風格、中國風格、蘇聯風格、美國風格、歐洲風格等等，但今天好像越來越趨同了。有人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化，我覺得也不盡然。當然，從語言方麵來說，英語是最強勢的。得益於英語的主導地位，美國的所作所為，特別是它的學術成果往往格外受到重視。還有些國家尚未擺脫殖民地心態，認為用英文發表的文章才算一流的，用本國文字發表的文章是二流的，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偏向。不過，從另一方麵來說，研究的國際化趨勢也是不可阻擋的，一個好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不留意國外同行正在說什麼、做什麼的時候。
基於上述關於經濟史研究趨勢的三大判斷，我們應該具有國際視野。
三、結語
今天國內的經濟史學研究，較之1950年代是大大衰落了。過去作為“五朵金花”中的重頭學科，經濟史研究曾經對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乃至國家政策的製定等，都產生過深遠影響，但現在的作用似乎越來越小了。我認為這是件好事，這意味著經濟史學與其他學科聯係得更緊密了。在老一輩學者譬如何炳棣先生的學術研究道路上，經濟史—社會史—觀念史的演進軌跡也依稀可辨。何先生晚年的代表著作是《〈孫子兵法〉考》和《〈老子〉考》，這是思想史方麵的成果。很多西方學者也是如此。譬如孔飛力先生是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他新近的一部書《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是關於觀念史的。另一方麵，也有許多其他領域的學者進入到經濟史的研究領域中。參加國際經濟史學大會的經濟學家人數比曆史學家多得多，其中不乏一流的經濟學家。他們在經濟學領域取得成功之後，希望能在曆史中得到印證，於是轉向經濟史研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人往往反對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經濟史，而是希望看到不同的東西。
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其他領域的學者進入到經濟史研究，使得經濟史的研究隊伍越來越壯大。這也導致了經濟史研究的變化：一方麵，經濟史研究中固有的舊模式逐步消除；另一方麵，經濟史學與其他學科的融合也得以逐步加強，由是，曆史研究的終極目標——全方位地看待曆史——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