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同弟弟約好，找我來火車站廣場見麵。弟弟送她到站前廣場東北角，找個台階坐下，背對陽光，盛夏已過，天氣不熱不涼。籠罩在“紅色恐怖”中的老嫗，奔波了大半天，沒有一席小憩之地，猶如流浪漢偷著溜入“監獄”探視般，又惶恐又小心地期待著親人平安到來。
在極“左”時期，別說“五類分子”出身的子女內控，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也很嚴。我念高中時，校長就提示團委書記說：該生不宜重點培養。幾十年後滿頭白發的團委書記，聊天時說出了當時的“秘密”。六十年代初，已“左”得很公開，1964年，“黑五類”出身子女，在高考錄取中全軍覆沒。1965年，北京出現了高幹子弟聯合批判某校長“賞識”“地資”出身的學生。1966年8月，北京某中學，竟對校內一百多出身“黑四類”的學生，實行了“紅色恐怖”。“血統論”的對聯應運而生，成為全國造反派的“戰歌”。
還是回到現在吧！親人眼熟，站前廣場上人雖多，我一眼就鎖定了背坐在台階上的姥姥，她東張西望，我幾步就竄到跟前，她忽地起來拉住我的手，像找回丟失的寶貝似的，仔仔細細地從上到下打量我，我仿佛是從戰火紛飛的前線抬出來的重傷員，她看到我滿身包紮浸血的繃帶，老淚縱橫，我仿佛是從八級地震震中幸運地活著逃出來，她悲喜交加，流下的苦淚中又有了甜味。
“現在我哪派都不沾邊。”
她聽後認為：“這好。”
在她心裏，哪派都不沾邊是“安全”的。可她還是追問，你上次說是站在“保皇派”一邊。我跟她說了真話：
“保皇派”那時還一盤散沙，“8·18”之後，也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不再被動“挨整”了，但紅衛兵袖章送給我不到兩小時，就來人收回去了，理由是：
“你的家庭出身不清白。”
我知道，在檔案中的“家庭成分”欄，明明寫著“貧農”，而“備用說明”欄下，又總是如實地填寫“兩歲離開地主家”。如果我兩歲離開的是貧困之家，肯定就“清白”了。是呀，連我的姥姥聽說批鬥“地主狗崽子”，神經都格外敏感，後成立的戰鬥隊，在“左”而又“左”的新形勢下，能放過我這“隱形”的“黑根毒草”嗎？她認為這樣就“不參加打派仗了”。可我心裏很不是滋味，我本想緊跟，反遭唾棄，有點寒心，這話我咽回去自消自化，沒有跟她說。
看似哪派都不沾的“邊緣人”，實際上已成了造反派的“獵物”，新成立的“造反”組織又怕成為包袱，便甩了，細想甩得“有理”：
出乎我所料，運動前某天與同仁閑聊，有人說毛主席的大兒子在朝鮮犧牲了。我插了句：主席聽彭老總報告這不幸消息時，走到窗前沉默片刻，轉身很悲痛地說“他同全國人民一樣”。寫大字報的人上綱上線質問，“那樣偉大的人，兒子為國犧牲怎麼能悲痛呢？”我看後用鋼筆寫了批注：偉人為人父，胡不悲！
有了這頂“誣蔑”的大帽子壓著，小帽子隨手可扣了。造反派給“定性”的“保皇”老師，都糊了高帽，帽上分別寫著“罪名”。我的帽子上寫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孝子賢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黑苗子”。與前後左右的同仁比，我的帽子還算“適中”。好在那頂“誣蔑”的大帽子還沒扣上。發帽子同時下令：“外出請假”，“不準串聯”，“保管好帽子”，“隨叫隨到”，“到指定地點受審”和“交待問題”。他們說的“指定地點”就是門上貼著“紅色恐怖萬歲”、門外有人持棒站崗的“恐怖室”。
每到夜幕降臨，恐怖室發出的獰笑後便有“保皇派”被傳去。教師團支部書記，外號瑰子的被傳去恐怖室，因“不交待問題”，挨了打，剃了鬼頭，她不停地高唱《國際歌》，造反派無奈把她推出來。從此被恐怖剃頭的女教師接二連三。
萬幸，姥姥來時，還沒輪到“恐怖”我，後來輪到“恐怖”我時，我已去外地生產了。未出世的女兒“救”了我一次。我認識“恐怖”，比知道本·拉登大名早幾十年，而“小恐”和“大恐”的共同特點，是都不敢見陽光。
夜裏“恐怖”，白日抄家。自然先抄領導家，抄家名目繁多。像我這樣的年輕教師，沒有古玩字畫，也無鈔票，隻有寫字的紙片和幾本書。抄家風吹過來，早晚準有“保皇”派的份兒。於是一傳二，二傳三，我們開始夜以繼日地燒教學講義、閱讀筆記，還有閱讀時寫有批注的書，日記和書信尤其危險。夜裏窗口冒著濃煙，怕走漏風聲，又改為撕成碎片，扔入下水道。隻要有手寫文字的東西，被抄去後都可能斷章取義，羅織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