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書信是我們祖孫之間的一根神經，而且是最敏感的一根神經，永遠都切不斷的神經。鄉郵員幾乎成了她的專職通訊兵。她說，隻要能看到鄉郵員，就知道有我的信，鄉郵員準說，今天又是專程給你送信來了。因為從這個小村走出去的人，就是到鎮上，用不著寫信。其實那時我離家也不算太遠，可一旦需要乘坐火車，就有千裏迢迢的感覺。
她有些天沒收到我的信，問了幾次，帶子很直接地告訴她，形勢吃緊，造反派膽大包天，誰的信都敢拆，萬一信中哪句話引起“誤會”，就能無中生有而找麻煩。帶子雖然根本不懂何謂“文字獄”，但現實鬥爭的嚴酷，使她緊張的神經，變得聰明又警惕。她寫信告訴我，把信寄到鎮上誌明家，已約好他會及時送來，並給了我誌明的地址。誌明是姥姥二姐的孫子，還是我中學同學。姥姥知道帶子這麼做，誇她想得周到，同時也很心酸地慨歎：
“這世道變得真快，上上下下有這麼多壞人，連通信自由都沒了，我怎麼跟得上行情！”
其實此時省城造反派已刮起了抄家風，批鬥高官的罪惡材料，有些就來自於抄家的文字。抓住片言隻語，加以曲解，誣陷羅織，上綱上線。
我的報平安信她還沒收到，“血統論”的烈火，從京城燃向了全國。“血統論”的“戰歌”不脛而走，連村裏的造反派也開始哼唱：
“老子英雄（後改為‘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革命的就站過來，不革命的就滾蛋。”
據說前兩句開始時是“對聯”，某個造反高官給加上個橫批“基本如此”。流傳中變成歌，並附上了後兩句。
這股陰風，像霍亂菌般飛速傳染。正如古老諺語所說：卑劣的行為，總是像有毒雜草一樣生長在群體中，群體就注定要幹出最卑劣的極端勾當。
當老師“倒黴”這根弦，她已緊繃了兩個多月，一點都沒放鬆；而“黑五類”出身子女更“遭殃”的風刮來，使她雪上加霜，又感到大難臨頭，坐臥不安，最惦記的是我的弟弟。他是“名副其實”的地主子弟，但不是地主“分子”的子弟。而我是“名不符實”的地主子女。說名“不”符實有證據：我兩歲離開陳家大院，吃貧困的姥家飯長大，落戶分田在姥家，上學時變姓易名；但反對我的人也有證據：說從“血統”譜係推論，我與弟弟本是“同根生”。這種包袱，我們已各自背了二十多年，有了極限的抗壓性，總是以最優異的成績彌補出生前無法選擇而又注定了的終生“缺憾”，沒料到還要在風暴中接受無限級的挑戰。
殘酷的傳聞，使她困心衡慮，好在我們小村沒有一戶地主，陳家大院中剩下個枯老頭，並不是地主“分子”，批鬥“黑五類”風還刮不起來。但她還是產生了去省城的念頭。帶子不同意她去，上次去省城回來病了十多天，說腰痛，再說年紀大腿腳不方便，上下車沒人照看，實在不放心，就是我們真遭不幸，她看著也幫不上忙。帶子堅持讓丈夫去省城，看看弟弟和我，她認為帶子說得在理。
可聽到村中大喇叭喊地主“狗崽子”是“牛鬼蛇神”，她又神不守舍，改變主意，非要親自去省城，帶子隻好心疼地依了她。
5
帶子跟姥姥約好：家人送她上火車；不到單位看我；當天返回；到火車站接她回家。第二天淩晨，天朦朦亮她就上路了，趕早班火車，上午九點便見到了弟弟。
“你們單位鬥‘黑五類’子女了嗎？”她盯著弟弟一身黑灰色的工作服，急不可待地問。
“沒鬥，機關幹部中家庭出身不好的，被造反派找到‘恐怖室’訓話了。”弟弟慢悠悠地說。
“造反派沒有難為你？”她還是不完全信。弟弟又繼續給她解釋：
“在車間幹活的，是工人。報紙要日日出，我們不能停產鬧革命。再說家庭出身是地主，但父親沒有戴‘地主分子’的帽子，這大有差別。我們這類大的文化單位，能把握住‘政策’線。”
她邊聽邊點頭，像從混沌中開竅似的，眼淚流個不停，懸著的心落了地。弟弟又很樂觀自信地說：
“入黨卡，選先進卡，入造反派卡，入團，還是‘放行’了，總不能還限製你好好幹活吧！那不荒唐透頂了嗎！”
姥姥聽了這話，眼前一亮，像走出霧霾似的。其實弟弟一直經曆著內心的煎熬，而且也有心理準備“接受再教育”。去公共食堂時她擔心“影響”弟弟，最後還是被拉進去，祖孫共進午餐。她說這幾天吃飯就堵得慌，今天這頓飯吃得又多又順溜了，就看你姐是否平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