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想起件傷心事，不妨說一嘴。那時大批特批“人性論”，高爾基的《母親》也難逃厄運，我把精裝的皮撕下，總算保存下來。快半個世紀了，它仍殘立在我的書櫃裏。每看到它，總能勾起心酸的回憶。八十年代講授《母親》時，我到圖書館借了一本全新的，用來備課，沒敢碰那殘本的“傷口”。反智反愛反文藝，野蠻主宰那時的生活。
姥姥是個絕頂聰明的老人，有鷹一樣的眼力和警犬般的嗅覺，敏銳地感知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件，預知遠方親人的不幸。不論你跟她說了多少好聽的，一切壞的情況依舊朗朗如在她眼前，她的天眼天耳還能洞悉你心裏的想法。
我們坐在人流熙熙攘攘的廣場角上，聊了兩個多小時，她既對“不沾邊”的處境“滿意”，又提出很多疑問：你是不是一直與“造反派頂牛，被他們盯上了”，原來的那些“保皇派”都成了新一批造反派，“他們能保護你嗎”，像你這樣哪派都“不沾”的有多少人，有沒有“殺回馬槍”的等等。
我料到，她提出這些尖銳的問題，自己不僅有預測的答案，而且那答案使她心情沉重而又憂慮。雖然我沒說，她還是作了最壞的打算，以此安慰我：
“運動結束，咱回到鎮上吧。幹啥都能吃上飯，房子我想辦法給你買。無論如何要放寬心，挺過來。”
我似乎成了遭下放的“右派”，她作了最壞的打算。下午三點多，送她上火車，她疲憊地蹀躞著，淚水涔涔。火車消失在視線外，我還木然站在月台上，嗚咽著，彳亍地往外移，滴血的心對她說著：你呀看似與世無爭，卻同世界糾結得分不開，看似孤獨沉默，卻牽腸掛肚地把心操碎了。今天奔到家，那將是怎樣的疲憊不堪呀！
6
在單位，我臨時申請到一個房間，位於集體宿舍一層走廊盡頭的朝陽麵，有很充足的光照，搬過來，就給姥姥寫了信。買了爐子和蜂窩煤能自己燒飯，躲開去公共食堂就餐的不快，因為臂上沒有紅袖章，十多歲的“紅小兵”就把你當成壞人，朝你擲小土坷垃，表示自己的“革命”情緒。
本已寅憂夕惕，提心吊膽，誤在精神的盲區地段拔不出腿來，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中，挨過了炎炎長夏，像過了幾十年一樣漫長；沒料到，又進入了慘淡的金秋，盤旋在頭上的暴風雨，終於衝我壓來。
一天下午，我的老鄉，一個在校人事部門工作的鐵杆“保皇”，急匆匆來告訴我，明日下午批鬥劉校長，造反派指名十個教師“保皇派”陪鬥，名單上有你，這對孕婦太危險，出去躲躲吧。
這一躲就意味著難回來，預產期還有二十多天，於是我決定把生產用的東西帶走。好朋友們幫我收拾包裹時，又聽到“通報”，明日下午全城都批鬥本單位頭號“走資派”，怕有“逃走”的，省城火車站今日開始，被造反派“封鎖”，就是“監控”著。
於是同伴決定給我“化妝”。身穿米色風衣，不係扣，顯得瀟灑，掩蓋孕婦形體，紗巾包頭，模糊麵孔，還戴上平鏡，給熟人造成錯覺，因為我從沒戴過眼鏡。朋友們送我到遠郊車站上火車，果真沒有“密探”監視。我們苦笑著說：有點《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逃亡”的味兒，可惜我們“隻是為了下一代的安全”！言外之意不是為了“革命”。
到了目的地，我立即給姥姥發信。封皮背麵寫著“請火速送達”，這是寫給送信的誌明看的，擔心稍拖延，姥姥可能去我原單位撲空了。上次在站前廣場分手時，她幾次表示盡量提前來，說生孩子這麼大的事，身邊沒有親人，太不放心。我估摸，告訴她房子申請批下來的信，她該收到了。
收到這後一封信，她立刻懷疑是出了什麼“意外”，憑直覺她猜出，肯定是這兒生產不安全，“造反派給出難題了”，要不剛申請下房子，怎麼能這麼快又轉移了。這使她心急如焚，同帶子商量“提前出發”，加快準備好要帶的東西。還說咱們是娘家人，要讓我得到有媽的孩子應有的待遇和照料，一點不能馬虎。
帶子親自送她上火車。路遠迢迢，坐了八九個小時火車，背包摞散地尋找上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