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我就記得，她每遇到傷心事，就領我去姥爺或母親墳上，有時站在墳前悄悄流淚，有時抱我坐在墳頭訴說，祈求神靈保佑。這分明是向已故親人釋放自己被壓抑的情緒，也是在艱難時世中孤獨無助的自慰。我想，假如今早她經過我母親的墓地，肯定也會拐進去，訴說內心的憂慮。
到鎮上，她直奔遠房外孫誌賢的辦公地點。她一向認為他說話辦事靠譜，就開門見山，問他紅衛兵造反的事，還問省城如何。他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大道小道消息，滔滔不絕地說給她，她聽得很認真。這使外孫愈發奇怪，為什麼她這麼關心“國家大事”，憋不住地問：“今天是特意來找我問這事嗎？”她沒有直接回答，隻是淡淡地說：
“國不寧，民不安”，“我外孫女是當老師的，本來是福，可現在是禍了。”
外孫聽了她短短的兩句話，恍然大悟，甚至有點後悔剛才說得太細了。
昨夜她沒合眼，想去省城親眼看看，但仍有點遲疑不決，剛聽了外孫這麼說，堅定了去的決心。現在這種時候，誰說對我不利的話，她本不相信，可又全信；誰說對我有利的話，她本想信，可又全不信。隻有自己親眼看看，到了目的地，才能罷休。
她裝了滿腦子紅衛兵造反的信息，匆忙與外孫分手，托他給帶子捎回口信：自己今去省城，一兩天就回來。
去火車站路上，迎麵遇上了傳聞中的“紅衛兵”。確實像帶子說的那模樣：身穿軍裝，腰紮皮帶，頭頂軍帽，臂戴紅袖章，渾身紅透，臉上更是紅光滿麵，走在路上，高視闊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因為她心存畏懼，誠惶誠恐地沒敢正眼細看，就走過去了。
她茫然地走到了火車站，坐在火車上，滿腦子都是紅臂章晃來晃去；到了省城車站，她恍然置身“紅海洋”中，還下意識地摸摸自己的胳膊上是否也染上了紅臂章，真是大開眼界，方覺小村與大城是兩重天。
2
她走進弟弟單位的收發室，又大開眼界，親眼見了帶子說的“大字報”，又近在咫尺地看見了戴紅袖章的人，在大字報中穿行議論。
收發室小窗口外大廳四壁貼著密密麻麻的大字報，大廳頂棚還懸著好幾道繩，繩下也掛滿了大字報，收發室小窗戶上方，也當啷著大字報。通向大廳的走廊同樣貼著大字報，也不知延伸到何處，可謂是鋪天蓋地。
常言道，宰相肚子裏能行船，我們常說，姥姥肚子裏能飛大飛機，她有宇宙的胸襟，但在紅袖章和大字報的海洋中，她變得如此渺小而無藏身之處，心神迷茫。
她拉著弟弟奪步走出收發室，問的第一句話是：
“你姐靠邊站了嗎？”
她誤以為“靠邊站”是挨批鬥，所以急於問。
“她不是當權派，不存在靠邊站問題。”弟弟同時還補充解釋：“學校停課鬧革命。停課的老師，不是靠邊站。”
她聽後像吃了寬心丸似的聊以自慰，但仍然顰蹙著眉頭，問弟弟是不是紅衛兵，沒等他回答，她就明確表示，“好好幹活，不要加入造反組織。”在她看來，做好分內的事，就不會受到造反派的衝擊。她哪裏知道，這場運動如山洪爆發，處在山腳下的人是躲不開的。“血統論”之風，早從京城的小道傳來，搞新聞的，本來耳朵長，知道了與自己命運休戚相關的信息，內心怎能不經受煎熬。
但弟弟對姥姥隻字沒提。“文革”前階級鬥爭不斷升溫，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不用說入黨提幹，連入團升學都要受阻，這個令人糾結的老問題，已把弟弟鍛煉得有相當的抗壓性，而且從來都是埋頭拚命幹活。
弟弟把姥姥送到我們學校。我送走弟弟時商定，盡量轉移她的注意力。我們的既定方針是：
“像給灶王爺拜年一樣，對‘天’言好事。賴話少說，最好不說。”盡力模糊她的視線，減輕她的精神壓力。
送走弟弟，我回到屋裏，她坐在床上竟發出了鼾聲。不認字的農村老嫗，芒刺在背地獨闖省城，談何容易。在路上，神經要高度緊張。坐哪趟車，幾點進站、上車，在哪買票、檢票，去哪個站台上車，全靠問路，她腦子裏的鍾點，就是又問又看別人。車站上廣播員的語調，她聽得很費力。即便這麼緊張，這次她還是坐過了一站，補票又買票等車，遇上好心人幫她返回。
像她這把年紀外出，不隻是體力上的消耗吃不消，心理和精神上的緊張，也使她承受著太大壓力。她若不是把親人的安危看得如此之重，怎麼能這樣折騰而不叫苦，不發怵！她很疲憊還不肯躺下，硬撐著說，剛眯了一覺，好多了。我想是她見我安然無恙，放鬆了緊繃的弦，透支的體力瞬間攤下來，就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