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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午後，帶子從生產隊部走出來，心灰意冷又滿腹狐疑，進家門脫口說出：
“咱鎮上也起紅衛兵了。”
姥姥聽“鎮上”二字，茫然不解，有種“兵臨城下”的感覺，畢竟鎮離自己村才十幾裏路，她立即問帶子：
“前些天，廣播喇叭說紅衛兵在北京，跑咱家門口來幹啥？”當時生產隊設有線廣播，常用它向社員廣播公社大隊通知，有時也轉播新聞，廣播喇叭就懸掛在姥姥房前的電線杆高處。
帶子跟她解釋：是咱鎮上的中學生，還有師範校的，自己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她茫然地追問：
“紅衛兵組織管啥？”
“造反！管學校的領導和老師！”帶子還說了紅衛兵寫大字報和開批鬥會的事。她聽了這些話，很驚訝地“啊”了一聲。帶子越說越生氣，滿腹牢騷，甚至罵咧咧地說：
“這成什麼體統！把老貓（指老師）都弄得‘靠邊站’了，耗子（指學生）當家，鬧到房頂上去了。真是貓兒得勢凶如虎。開批鬥會，對校長和老師還拳打腳踢的。黃嘴丫子沒蛻的毛孩子，吃了豹子膽，這不是造孽嗎！當老師有罪，我這認幾個字的文盲倒安生了。”
她聽了帶子這長篇大論後，若有所思地嘟噥：
“可也是，被打成右派的，全是有文化的，沒一個文盲是右派。看來文盲的日子好過呀。”
帶子發議論時，她是豎著耳朵聽，還認真地問，不像前些天，聽露天大喇叭廣播，有一搭無一搭不在意，該幹啥還幹啥。這回是說者“無意”，聽者入心。
後來帶子告訴我，在生產隊聽說“省城比鎮上鬧得凶多了”，“我一句沒露”。因為心裏憋得慌，擔心在省城當老師的我，擔心鎮上當老師的姐姐，促使帶子回家指桑罵槐。哪知，帶子泄憤的話外音，姥姥真嗅出了異味，她常教育我們，“聽歌聽聲，聽話聽音”，言外之意是不能聽表麵的。這回她自己倒真用上，聽出了“音”。
晚飯時，姥姥像嚼蠟一樣，飯在口中咽不下，沒吃幾口，就撂筷了。坐在火炕頭上，身體微微地晃來晃去。往常她飯後常逗重孫子玩，沒完沒了地嘮嗑，今晚沉默不語，任憑孩子在眼前折騰，不時地瞟孩子一眼，心事重重地坐了很久。
晚上躺下睡覺，她連連打著唉聲，輾轉反側地不知在想些什麼。帶子看她這麼憂慮，暗自後悔跟她說鎮上的傳聞。
其實這種傳聞已經鋪天蓋地，是瞞不住的。人們行必說“造反”，言必說“紅衛兵”，隻是她蝸居在茅草屋裏，還沒在意人間燒起的“煙火”。
帶子坐在她枕邊，給兒子喂奶，有意地寬慰她：
“你犯啥愁，造反也造不到咱家。”
她迅速地直言反詰：
“咱家有當老師的。你姐也是老師。明擺著，能逃過這劫嗎！她那兒也不是天外天。”
帶子很機敏地解釋：
“聽說都是造老教師的反，他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分子。咱家的老師都是新社會培養出來的。”
“被打成右派的，有很多是在校大學生，那不也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嗎？”她反駁帶子的這話，表明她懷疑帶子的解釋。所以，她還是唉聲歎氣，說心裏悶得慌，並問帶子姐姐怎麼樣。帶子心裏明白，姐姐是小學教導主任，可能首當其衝。聽說對學生嚴格的老師最倒黴。這話帶子都壓在心裏，隻能心是口非地勸她別胡思亂想，好好睡吧。
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不解釋便罷，越解釋越令人不安。帶子內心的憂慮和表麵的平靜，一眼就被她看穿了，她知道帶子不是那種有嘴無心信口開河的人。
第二天，姥姥照常起得很早，可沒去院子裏喂豬放雞。匆忙往內衣兜裏揣個牛皮紙信封，那上麵有我和弟弟的詳細地址。她先往信封裏裝點錢，最後用別針把兜口別牢，走到帶子枕旁，趴近耳邊悄聲說“去鎮上看看”。帶子睡眼惺忪地答應，懵懵懂懂地坐起來，揉揉眼睛，看到她滿眼血絲，眼皮腫得有點發亮，斷定她整夜睡臥不寧，流了很久的淚水。
帶子急忙喊還睡著的丈夫起來，用自行車送她進城，然後用開水衝兩個雞蛋加點白糖，遞給她喝下。
姥姥坐在自行車後座上，剛出村東頭，就說路不平，顛得慌，執意自己去鎮上，帶子丈夫隻好停下。她往前走幾十米，便往南拐入姥爺的墓地。六月份，大地裏的莊稼還沒封壟，也沒有墳高。在晨曦中清晰地看見她慢悠悠地繞著墳走，還在墳頭站了片刻，才轉回到大路上。
上路後，她走得很快。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刺眼的霞光中，帶子丈夫才放心地轉回家。一進門便問姥姥有什麼心事，帶子自責昨天嘴欠，引起她擔心我在省城遭難。其實他幹活時，早聽到了省城紅衛兵造反的事，但根本沒往心裏去，事不關己，高高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