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後，我們到附近園林的長凳上聊了很久，我告訴她單位當下的情況和我個人的“選擇”。
此時，校內兩派對壘很尖銳，強弱不等。公開參加造反組織活動的教工和學生還是少數，但他們瘋狂的活動能量，超過千軍萬馬，勢不可當。多數教工和學生，在徘徊觀望和對抗鄙視，沒有自己的組織活動，這些人被造反派統稱為“保皇”。造反派那方是“千馬”奔騰，“保皇”這方是“萬馬”皆喑，偶有“幾馬”寫幾篇大字報表態。我屬於大多數中的一員。我說到這，她立刻插話：
“這樣好！隨大溜！千萬不要去造反！”
她好像放心多了，來前那異想天開的推測也煙消霧散，眉頭終於舒展開，但還是唉聲歎氣，心有餘悸，說造反派“野蠻”，對批鬥的人拳打腳踢。我說那是他們誤讀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創造出的極端舉措，不全那樣。
我實話實說，自己與造反有“千裏之隔”。因為我有很多“結”解不開。
多年接受的教育，鑄就了我“順從”和“遵命”的思維定勢，而且根深蒂固，使我不會輕易聽信於剛湊合起來的“烏合之眾”；我還認為，領導工作有問題，大可不必采取“剮”身的偏執情緒和“拉下馬”的極端手段；還有反右鬥爭的教訓警示我，像造反派這樣罵東罵西，豈不比當年大右派還右嗎；最使我無法容忍的是，平時調皮搗蛋耍滑的那類人，成了造反派的主力，表現出聒噪的痞子習氣，天賜良機，這種人有了施展個人報複的機會。
我的“理由”是對是錯，暫不追究。但我當時的這些真實想法，客觀上滿足了她的“不造反”的心願，所以她聽後很興奮地說：
“這回我心裏有底了！你是不會去造反的。領導犯大錯誤有上級管，怎麼能隨便批鬥呢，那不是沒了王法嗎！”
事實上我們單位的領導，已經被批鬥幾次了。在大操場上，造反派要求全校師生參加，還請外單位造反派來聲援，高音喇叭喊得震天響，“打倒”聲此起彼伏，上台發言的人聲嘶力竭，甚至有聲淚俱下的控訴。可說平生沒見過這激烈場麵，我當時隻能行若無事。同她聊時，我竊喜，天照應，她沒趕上這鬧劇上演。我一點不想讓她知道批鬥會的殘酷情景，那會刺激她的神經而再生煩惱的。
她問我同宿舍裏是否有造反的，我說目前還沒有參加造反組織的。她十分敏感地說以後也難說，但還是很肯定地表示：
“文化高的人，做事穩當，能三思而後行。不像小鎮上的人，鬧騰起來就收不住。”
其實大城市裏的大學生們，已經鬧得天翻地覆了。我不想讓她知道，努力地使她的心清靜下來，不再分神，也衝淡她來前塞滿腦子的大小道傳聞和因此生出的種種憂慮。
我有很充足的時間照顧好她這位天外貴客，趁風暴刮向“當權派”，還沒來得及對老師施“魔法”，據說北京已經開始了。我盡力采購她喜歡吃的食品，有意陪她到外麵溜達，免得聽到宿舍裏不著邊的傳聞，再生煩惱。第二天晚上，我們還是到園林散步，遠離單位那種緊張氛圍。祖孫徜徉在田間小路上，晚風拂麵，心靜如水，相互傾聽訴說，她很愜意並感慨，農村人一輩子也沒這麼悠閑過。可她哪裏知道，此刻我隻是腿腳悠閑，心是煩躁不安的。但我還是想繼續勸她放心，哪知她突然冒出一句：
“你不去造別人的反，那造反派就不造你們的反嗎！你是老師，造反的學生造完領導的反，能放過老師嗎？他們是無法無天的，這是我最擔心的。”
她說這話時，非常嚴肅，一掃剛才的輕鬆愜意，這是壓在她胸口的一塊石頭，促使她來看個究竟。這也是我最不願證實的揪心問題。我明知躲不開，而世上最關愛我的親人，怎麼能不知這目前的困境？她單刀直入地挑明，絕不是預搔待癢，而是到了火燒眉毛的時候，我便借機跟她講起“大道理”：
“大學是知識人成堆的地方，有文化的人文明度高。大學生已進入成年，不會胡鬧的。”可她當即反問：“外孫和帶子說造反派鬥領導很凶，他們鬥老師還能‘文明’嗎？”我說省城和外鄉不同，省城離北京近，不容易失控。其實我根本不知誰“控”誰，隻是推理而已。還有鬥批的大方向是“當權派”，是領導，輪不到老師頭上。
退一步說，即便是整老師，也是整從舊社會來的老教師或是摘帽右派老師。她也聽人這麼說，但還是半信半疑地追問：
“你對學生要求嚴嗎？誌賢說這樣的老師倒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