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早就教我們數數，我們能比賽數到幾千。她要求我們學寫字後，我們奢望也能寫幾百幾千的數。於是她又一次帶我們去劉先生家。先生給我們寫出十個“阿拉伯數字”，這字像不同形狀的蚯蚓爬在地上，很好玩。我們不解，為什麼同書上的“一月”“二月”的數字寫法不一樣，先生說漢字的數和阿拉伯數字的數就是不同。先生還教我們用這十個數字寫一百和一千的規律，引起了我們極大的好奇心。回家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走火入魔般邊數邊寫，“家庭作業”中，自覺增加日寫二十個數。我們長時間都說寫數就是寫“蚯蚓字”，根本沒記住“阿拉伯”這個詞，直到後來學算術時又一次聽到這個詞。
兩個多月後，學校發新的教科書，各年級都有語文和算術，不再念統一的《莊稼經》。老師也換了，據說這位老師學問很大，還很進步，土改時領著工作組到自家搬東西，他叫於文中。每堂課，他總是給一年級先上，留下寫的作業，再依次給二、三年級上。每堂他都上三樣課，很忙碌。可我和帶子很輕鬆，甚至開始聽鄰坐二三年級的課了。
一年級的語文，我至今還記得開頭三課：
“一個人，一個口；”
“一個人，兩隻手；”
“人有口，會說話。人有手，會做工。”
開篇三課，用文字寫人，地地道道地寫我們自己，引起了初學者的強烈興趣。內容易懂，字形易寫，相同字重複出現又易記牢，紮實得立刻能應用。最重要的是，課文啟發誘導兒童的靈性，主動去學課文外的知識和文字。課文給學生留下了思索的“空位”，這有如“人活八分飽，花開九分豔”一樣。釋放心靈，解除束縛，讓活力給生命以自由。我和帶子竟接著課文自編，“人有腿，會走路。人有腦，會想事”，“人有眼、有鼻、有耳”如何如何地推下去，自說自話，還向老師問不會寫的字，這快樂的學習，得到老師表揚。
很多年後，我自己當了老師，我的兒孫也當了學生時，我漸漸從理性上認識到，這類的語文課本太棒了！肯定是教育大家編寫的。他不用艱深繞口的假道學的麵孔，也不用嘩眾取寵的學問家堂吉訶德式的傻認真，更不用政治販子的一本正經的虛無，把我們小孩子嚇唬到門外，隻能敬而遠之地被迫學習，像進了“三味書屋”嚼蠟似的。
我們在課堂上，就消化了當天所學的內容。作業也當堂完成。回到家，她多是看到，老師在本子上批的紅色大對號。她看作業的次數多了，竟認識了“一”和“人”字，這是她平生認識的兩個鬥大的字。
4
二年級暑期開學，沒有上課，為慶祝全中國解放和迎接新中國建立，準備節目。我們在學校學歌，再去教老百姓。開始他們羞口，隻有小孩子跟著喊，後來倒唱出癮了，特別是小青年走路哼唱，在地裏幹活放聲歌唱，《解放區的天》這首歌，唱得大家歡天喜地。
此外，學東北大秧歌和打花棍。在學校小操場，聚些老人和小孩，過路人有時也駐足，敲鑼打鼓，熱鬧非凡，隔三岔五，周圍村小學過來比賽唱歌和扭秧歌，聚的人就更多了。
工作組走門串戶，宣傳新中國建立和人民從此當家作主人。記得一個穿軍裝，打著裹腿，戴朱德帽的小八路，到姥家宣傳後，還送我一本兒童刊物《紅領巾》。這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本也是整個小學階段唯一的課外讀物，我愛不釋手，幾乎把其中的內容全背下來了。至今我還記得，其中有越南的和平戰士第安，中國的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和第一個女火車司機田桂英等，她們的精神長久地奔流在我的血液中，產生著鼓舞的力量。
與這歡樂氣氛極不協調的是正在蔓延的退學之風，令人懈怠。農忙季節本來放春假又放秋假，但學校開展活動時，年齡大的同學還是都請假回家幹農活。帶子雖說年齡不算大，半年前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而這年秋天她幹脆不上學了。姥姥勸她跟下這半年，字還是認得越多越好，她執意不聽，並理直氣壯地說：
“識多少字，也不頂飯吃。字，不能幫咱幹地裏的活。幹好地裏活，才不愁碗中沒米。”
她還為自己不上學同姥姥理論：
“村裏村外年齡大的都不上學了，女的出嫁，男的結婚種田，年齡小的一開始沒上學，就做對了，上了早晚也得退下來。”
“再說學校這陣子也不上課，去也認不了字。我現在一看書就頭疼，腦子裏嗡嗡響。”
這最後一條理由是最能打動人的，俗話說“官都不差病人”，哪個家長能狠下心，讓頭疼得愁眉苦臉的孩子念書！念書用腦，頭疼腦能好受嗎，再硬的心腸也得軟下來。但姥姥卻不完全是因為心太軟才不逼帶子上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