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很多人認為，你是一個創作與理論兼修的小小說作家。你在寫了大量小小說的同時也創作了像《一種新文體的全方位崛起》這樣分量頗足的理論文本。能從你自身體驗出發談談這兩者之間究竟如何互相影響的嗎？
宗：因為我對小小說這一文體的發展以及它的特質品性做過一些粗淺的探討，同時在《百花園》上針對小小說文體某些不和諧現象發出了一些並不尖銳的批評，並且對侯德雲、相裕亭、鄧洪衛等幾個作家的作品做了一些剖析，所以有一段時期我發現大家對我的關注慢慢轉移到了理論或者批評上。對我來說，這既高興又苦惱，高興的是我的一個新領域得到了大家認可，苦惱的是作為一個小小說作者，我不想大家心目中認為我的小小說作品被理論打敗，依然期盼能打動人的是作品。目前，創作與理論俱佳的作家並不在少數。楊曉敏總編在創作大量小小說之餘也有《小小說是平民藝術》這樣的經典理論文本。此外，還有侯德雲、謝誌強、李利軍等一大批作家都是揮舞著兩把斧頭。隻不過，在某個階段各有側重。我認為一個作家，哪怕他從來不寫理論性的東西，理論書籍卻是非看不可；哪怕不能係統地去接受理論學習，最起碼要關注國內外的經典理論文本，關注文學潮流的起起落落。返回頭來，理論可以打開一個作家的視野和思路，能在創作上給於一種潛移默化的指導。而善意的批評能讓你像看一麵鏡子一樣看清楚自己。目前，小小說作家關注理論學習理論的太少，尖銳的文本批評聲音根本聽不到。作為一種逐漸成熟的文體，這仍將是相對薄弱的一環。
任：也許很多人跟我一樣，說起宗利華的小小說來都會感覺到兩個字，變，新。你的小小說經常變臉，給人陌生感，而且，沒有清晰的線路，沒有方陣感，數量還特別少。你怎麼會選擇這樣一種創作思路？
宗：的確不止一個人這樣對我說過。前陣子，有個叫蔣靜的中文係大學生在看了我的作品集《皮影王》後寫了一篇評論，題目就叫《萬變不離其宗》。我想可能是這樣的。在取材上，我是不斷變的，曆史人物、網絡、農村、都市情感甚至我還去寫黑社會老大；手法上，雖然我沒有像蔡楠那樣在敘事方麵探索得淋漓盡致，但從《越位》《誇父誇父》《獻玉》包括《浪跡江湖》等篇章也能看得出在精心打造；在語言的探索上，我實際上也經曆了好幾個階段。整體上是從最初的拘謹到現在的相對輕鬆隨意。
《浪跡江湖》是我感覺語言最為暢曉自然的，寫的時候甚至忽視語言的存在。當然，這個“變”還在於切入視角的變化。“變”是手段，“新”才是真正目的。沒有一個作家不渴望自己的作品是新的。我曾不斷激勵自己，要突圍，不要重複別人，不要重複自己。力爭一篇作品出來就是一匹“黑馬”。這幾乎不可能，也就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的作品形不成係列，數量也少得可憐。這也許就是我的風格，我會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