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說：我在北京學習時，聽說北京有一些不滿分子，是東北那邊的下崗工人。他們對社會極為不滿，他們遷怒於社會，遷怒於他人。他們的棉大衣裏常備著錘子，見到隨便什麼人，隻要有機會下手，就在背後敲陌生人的腦袋一下，把人當場打暈，自己便轉身溜了。這就是把自己的怨恨和不滿發泄到無辜的陌生人身上。這是最不道德的。
教授說：有一個國家幹部，吃完晚飯，出來，走到街口上，挨了那麼一錘子，死了。他死前告訴他的朋友說，他看見一個穿棉大衣的三十幾歲的年輕人朝他走來，突然掏出東西，在他後腦勺上敲了一下。他是一般的國家幹部，一個副處長，生前又沒什麼仇人，忽然就被一個陌生人一錘子敲死了。純粹是一個偶然，有的偶然永遠是偶然，內中不含必然性。
教授看著我，說：北京朋友告訴我，這樣的案子是無法破的，因為它沒有遊戲規則。北京有一千三四百萬人口，加流動人口有兩千萬。而死者提供的線索就是一個穿棉大衣的年輕人，棉大衣的人在北京大街小巷裏都有，你不可能把他們一一抓來審問。所以那個一錘子或鐵棒索了他人性命的人是沒法找到的。派出所的民警分析說，將死者一錘擊斃的人，有三種可能性，一是尋仇，二是報複，三是被瘋子打了。尋仇和報複的可能性都不大，因為存在著疑點，假如有人自己不出麵，雇殺手幹，那麼殺手們要帶的不是槍就應該是刀，因為隻有槍或刀才能致人死地，錘子或鐵棒那是用來教訓人的工具，不是打算把人致於死地的凶器。假如是死者的敵人派殺手來殺死者，即使是帶的錘子，那也不是一錘子定音，而可能是一錘子又一錘子地打，直至把對方的腦袋打得稀巴爛為止。所以派出所的人認為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
教授目光如炬地瞪著我，又說：第三種可能性最大。如今對自己的生活和社會產生了極度不滿的不滿分子遍地皆是，比如下崗了，比如離婚了，比如老婆跟人跑了等等。他們對社會不滿，對領導不滿，看不慣身邊的一切，於是就遷怒一切，見到什麼人就想教訓一下什麼人。也不管你是張三李四，也不管與你有仇無仇，反正他要發泄一下，你正好就成了他發泄的對象。這種人如今也不少，這種人很可恨，他們是貌似正常人的困獸，隨時都有可能侵犯你。
我說：披著人皮的狼。人都喜歡怨天尤人。自己不順心，卻很少檢查自己，而把自己的不順心強加到別人身上。很多人，也許是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把自己的失意和不得誌都怪罪到社會和他人身上。認為是因為他人的存在，阻礙了他的升職或提拔，於是就遷怒於他人，首先是壓抑自己，但壓抑的時間長了就變得暴戾了，身上的野性和對他人的報複欲就膨脹了。人，從來都是在錯誤的身上找客觀原因，找外因。很少想自己，自己的不行被自己忽略了。不讀書，認為是老師不好的人比比皆是。不努力工作，認為是領導不行的人也比比皆是。不律己，是因為他覺得別人都不律己，自己律己就吃了虧。於是更不律己。不勞而獲是人的本性。多勞多得是教化出來的結果。人都有占有欲和有權力思想，達不到就變得惡狠狠的。為什麼社會上會有這麼多犯罪？就是有人遷怒於這個社會而變得窮凶極惡了。
教授談他的觀點道：人的智力其實都被高估了。人的智力其實是被私欲支配的，而私欲是與傳統的倫理道德格格不入的。但這個社會根本不可能滿足每個人的私欲，因為不能滿足，有些人就反其道而行之。想想當年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漢奸？曆史上，有哪個國家出現過中國這麼多漢奸？那些漢奸成立偽軍，幫助日本人打中國人，這是為什麼？為什麼甘願當亡國奴，為日本鬼子賣命？這就是我們漢人？一個有著上下五千年文明曆史的漢人？
教授自答道：我認真想過，這是中國曆代對臣民的教化是一種分散型的教化，因為中國太地大物博了，太難於管理了。假如教育老百姓要團結，要有一致對外的精神，那麼朝庭就無法製服他的臣民。從陳勝吳廣鬧農民起義起，朝庭就看到了老百姓的力量。老百姓聚在一起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這種強大的力量會導致一個又一個的王朝滅亡。所以，傳統中的大部分教育思想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而那些教育就是教化人民各人自掃門前雪。什麼明則保身呀識時務者為俊傑呀或棄暗投明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等等，中國人都於少年時代就被這一套套的古訓所左右，很小就懂得了這些所謂的道理。很小就明白苟延殘喘和臥薪嚐膽是另外一種活著的方式。越王勾踐如果不臥薪嚐膽，他不被吳王夫差殺了？他因為臥薪嚐膽，所以就得到了複國的機會。這一個個的故事，使中國人做任何違背人性或良知的事情都會找到足夠的理由和借口，哪怕他叛變或當漢奸也會找到很好的理由，於是就理直氣壯地為日本人賣命。同仁的爾虞我詐，上司的欺壓，隨便一條理由就足以讓一個人邁上邪路或破罐子破摔，哪怕這條路是與人民為敵，與整個社會為敵，他也敢走。汪精衛就是這樣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