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有沒有出現過冰川的問題一直在我國地質界存在爭議。
1931年，地質學家李四光帶領北京大學學生去廬山考察時，發現那裏的一些第四紀沉積物若不用冰川作用的結果來解釋，則很難理解。以後的幾次考察，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再研究這些現象，確信是冰川作用的結果。於是，李四光在一次地質學年會上發表了題為《揚子江流域之第四紀冰期》的學術演講，提出了廬山第四紀冰川說。其主要證據是平底穀、王家坡U形穀、懸穀、冰鬥和冰窖、雪坡和粒雪盆地。在堆積方麵，李四光指出：廬山上下都堆積了大量的泥礫，這些堆積顯示了冰川作用的特征。
當時，國際地質學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第三紀以來，中國氣候過於幹燥，缺乏足夠的降水量，形成不了冰川。英籍學者巴爾博根據對山西太穀第四紀地層的研究，認為華北地區的第四紀隻有暖寒、幹濕的氣候變化，沒有發生過冰期。他認為：一些類似冰川的地形，既可能是流水侵蝕所成，也可能是山體原狀，而王家坡U形穀的走向可能和基岩的構造有關。法籍學者德日進也排除了廬山冰川存在的可能性。
以後的幾年裏，李四光也在尋找更多的冰川證據，以說服持懷疑論者。1936年，他在黃山又發現了冰川遺跡，更加證明廬山曾有冰川。他的論著《冰期之廬山》，總結了廬山的冰川遺跡，進一步肯定了廬山的冰川地形和冰磧泥礫，描述了在玉屏峰以南所發現的紋泥和白石嘴附近的羊背石。該書專門寫了《冰磧物釋疑》一章，對反對論者所提出的觀點進行了分析與反駁。對於泥礫的成因問題，他否定了風化殘積、山麓坡積、山崩、泥流等成因的可能性，再次肯定泥礫的冰川成因。不久，他又著《中國地質學》一書，著重討論了泥流和雪線問題。對於泥流，他認為既然承認如此巨大規模的泥礫是融凍泥流所形成的，那就完全有必要承認在高山上發生過冰川作用，因為如果山下平原區發生了反複的冰凍與融化，以致產生了泥流的低溫條件，按升高100米降低溫度10℃計算，廬山上麵的溫度就要比周圍平原低10℃～15℃，這樣就不可避免要產生冰川。據此，反對廬山冰川的泥流作用，反過來卻成了廬山冰川說的有力證據。對雪線問題，他認為在更新世時期，雪線在東亞有所降低，因此，雖然廬山海拔較低，也能發生冰川。
20世紀60年代初，黃培華再次對廬山存在第四紀冰川提出質疑。其依據是：所謂“冰磧物”不一定是冰川的堆積，其他地質作用如山洪、泥流都可以形成；地形方麵，廬山沒有粒雪盆地，王家穀等地都不是粒雪盆地，而且山北“冰川”遺跡遍布，何以在山南絕跡？廬山地區尚未發現喜寒動植物群，隻有熱帶亞熱帶動植物。支持冰川說的曹照恒、吳錫浩，從廬山的堆積物、地貌、氣候及古生物方麵反駁了黃培華的觀點。
20世紀80年代初，持非冰川論觀點的施雅風、黃培華等又進一步從冰川侵蝕形態、冰川堆積和氣候條件等方麵，對廬山第四紀冰川說加以否定。持冰川論觀點的景才瑞、周慕林等人，則從地貌、堆積，特別是冰川時空上的共性與個性等方麵進一步論證了廬山冰川的可能性。
在具最新論據的爭論中，持非冰川論觀點的謝又予、崔之久作了廬山第四紀沉積物化學全量分析，“泥礫”中礫石形狀、組織的統計、分析，以及電鏡掃描所采石英砂表麵形態與沉積物微結構特征等，認為廬山的“冰川地貌”是受岩性、構造控製的產物，而不是真正的冰川地貌；所謂“冰川泥礫”也不是冰磧物，而是典型的水石流、泥石流和坡積的產物。
以上的爭論並沒有完結，麵對廬山的地貌和沉積物這一共同事實，爭論一方說是冰川作用的證據，而另一方卻判定為非冰川作用的證據。廬山的真麵目，至今仍是個謎。在廬山上是否存在過冰川，這對我國第四紀地層劃分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有待更深入的探討。
喜馬拉雅山探秘
高聳挺拔的喜馬拉雅山脈東西橫亙，逶迤綿延，呈一向南凸出的大弧形矗立在青藏高原的南緣。喜馬拉雅山係由許多平行的山脈組成，自南而北依次可分為山麓、小喜馬拉雅山和大喜馬拉雅山三個帶。大喜馬拉雅山寬50～90千米，地勢最高，是整個山係的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