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的教徒
事有湊巧，當兩個孩子帶領其他人陸續從山洞中找到更多陶罐古卷賣給古董店時，這件事情被當時耶路撒冷聖馬可修道院的敘利亞東正教大主教阿塔那修·塞繆爾知道了。他特意買回一些羊皮卷，卻驚奇地發現卷上是用希伯來語和阿蘭語兩種古猶太文字書寫的《聖經》。這時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考古學家蘇格尼克教授也得到了這一消息，並設法收藏了一些羊皮卷。之後，死海古卷的事在全世界傳播開來，宗教學者和考古專家們都感到非常興奮，紛紛前來一探究竟。1948年，約旦文物處官員哈丁和耶路撒冷聖經學校校長羅蘭·德沃共同主持了第一次大規模發掘，後在20世紀50年代又進行過數次發掘活動，共發現藏經洞穴11處，古卷累計達500餘卷，包括以斯帖記以外的全部希伯來文《聖經》以及大量的注解、律則、宗教文學等，手抄在各種各樣的羊皮、紙草甚至金屬片上。其中埋藏手稿最多的第四號洞，是另外一些貝都因人在1955年發現的。
新的發現帶來了新的探索，人們紛紛猜測這些羊皮紙的來曆。首先，這些古卷究竟是什麼時候的文獻？它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偏僻的山洞裏？是什麼人編撰並保藏了這些古卷？
根據文獻所用文字的語言形態和語法規則，專家們推斷這是公元前100年左右的遺物；後來經過科學鑒定，具體時間範圍被確定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70年，而其中有一些更久遠的文獻，應當是此地居民從別處帶來的。這比現存的最早《聖經》抄本還早1000年！專家們將古卷本和今傳本進行了細致的比較研究，證明二者基本一致，除有個別語言文字演變帶來的差異，這讓人不得不佩服《聖經》學者的嚴謹。
由於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70年正是羅馬帝國統治時期，麵對強大的羅馬帝國統治，猶太教發生分化，教徒紛紛重新解釋經典以適應新的社會政治環境，這其中就包括一派苦行派。苦行派因為不滿當時擾太教中的一些瀆神現象，自命為“聖潔的誌願軍”，退隱古姆蘭地區，過清苦、順從的生活。天長日久，這裏形成一個獨立的社區。隨著羅馬統冶的日漸殘酷，苦行派可能參與了當時革命派的反抗活動，因此遭到羅馬軍隊的鎮壓，羅馬軍隊在公元70年攻占耶路撒冷後，驅散了古姆蘭社區的猶太教徒。
1947年發現的死海古卷，正是這些苦行教徒編撰並保藏的。在當時戰亂的年代裏，教徒分散、分化，教義遭到上層貴族、元老的曲解，苦行派因為要求純潔的教徒與教義而遭到驅逐，但是他們對於經典解釋的嚴謹態度至今仍讓人們欽佩不已，而他們為後人留下的這筆寶貴財富永遠值得人們讚美。
真實的經典
死海古卷不僅讓人們了解到在曆史上隱而不傳的苦行派教徒的生活、思想狀況，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在理解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淵源關係，以及今傳《聖經》的真實可靠性兩個方麵，它也為人們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根據。
根據曆史記載，苦行派的確切名稱叫做艾賽尼派，是猶太教中被驅逐的革新派。他們相信世界末日理論，自詡為“陽光之子”，要與“地獄之子”進行頑強的戰鬥，為世界末日的到來和上帝最終戰勝惡魔作準備。他們崇尚獨身，選擇脫離社會的生活，製定了完美而苛刻的律法，實行財產共有。他們一直期待著一位終將完善一切的正義大師彌賽亞的降臨。根據學者的研究，這些都與早期基督教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甚至可以認為耶穌就是艾賽尼派等待的那位正義之師。盡管在獨身等具體問題上，基督教並不與艾賽尼派一致，但人們還是認為在思想實質或精神麵貌上，二者有淵源或者是殊途同歸的關係。
對於《聖經》的批判和懷疑，也是曆史上的理性學者和達爾文進化論以後的人們經常懷有的態度。人們認為《聖經》在經過2000多年的手抄傳頌之後，發生了訛誤，尤其是其中關於預言的內容，可能是在曆史事件發生之後人們加上去的。死海古卷的研究結果表明，《聖經舊約》在2000年的傳抄中，除了語言文字的演化和極少量的筆誤之外，完全保持一致。古卷還為《新約》的解讀提供了更為可靠的依據，因為《新約》中很多後來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義，必須根據《舊約》中的猶太教義進行理解，如果像以往學者認為的那樣，《舊約》是應該被懷疑的，那麼《新約》的意義就同樣變得模糊起來，但是這個僵局在2002年被徹底打破。那時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掘、研究，死海古卷的整理、翻譯工作終於大功告成，並被公布於世，牛津大學出版了39卷的全集，人們對於《聖經》的理解會更加真實、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