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有時要遠了看。遠了看才像看電影，或者才能看到細節中的細節。那天，我同參加過西安起義的一位革命者的後裔聊天。他說，如果講武昌起義是一個推翻清政府的信號，那四川保路運動便是西安起義的導火索，而給全國各地裝滿炸藥的則是八國聯軍。我對他的這個說法總體同意，隻是在細節和更細節部分有異議。那天我們坐在德福巷的一家茶社，隔著淡灰色的玻璃回憶過去，似乎又像回到了從前，回到了那個充滿歲月感的年代。那時才叫滄海橫流，歲月流淌，流經各種存在和世相變化。
我不想說他具體是誰的後裔，但我想說他的祖先也曾是西安起義的參與者，歲月讓他的祖先有過輝煌，但也有了最後和我祖先幾近相同的歸宿。這叫能看清，也叫看不清，但他們可以說都走過了他們的崢嶸歲月。
最後臨別時他說，作為曾經參加過那場可謂中國曆史上最大變故的人的後輩，我們能活下來就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由此可見人的生命力有多強大。僅從這點，我就能想象中國的曆史多沉重，又充斥了多少悲歡離合。也許由於我們這天談論的話題過於沉重，也過於蒼涼，因而從茶社出來，我們才像真正回到當下，抑或從很深、很深的夢裏出來。這構成了一種迷離，構成了一種悠遠中的悠遠。
我從鄉下真正回到城市其實是在我奶死後第二年。很多時候變化會形成演化，演化似乎意味著又一次變化。很多時候我們就在這種說不清中，也許正是這樣的說不清，讓我們有了被動，有了更現實的盤根錯節。在我印象中，我第一次認識世界是從大姨媽家兩棵並排的李子樹開始的。那一年我也許隻有四五歲，但我看到了那兩棵樹葉子的綠，同時看到了李子青色表麵的白霧，更誘人。每天我都那麼看它們長，那麼看它們變化又沒有變化，直到有一天大姨從樹上摘了一顆，並用衣襟擦擦給我，我才像嚐到了自己以前沒有嚐到的味道。有時奇妙就在這裏，而似乎正是這樣的奇妙讓我們對眼前的世界充滿迷惑。
所以講大姨媽家像公園，一方麵不僅僅是她這裏院子大，更重要的是當時這裏幾乎種了北方所有果樹品種，還有各色蔬菜。大姨很勤。路的旁邊她都種著黃花。黃花的葉子讓人看著就舒服，特別是黃花開放時，更讓整個院子充滿鮮亮。在這樣恬靜又幽深的地方，我能感到自己的童年很詩意，仿佛一直那麼隨季節生長。因而讓我離開鄉下到城市就像讓我離開原來的水土，讓我重新適應。這中間應該說充滿殘忍、無情，充滿了我難以割舍的許多東西。
有時變化就是這樣，就是擊碎以前。父親真正離開老家某種程度上也不是自願的，更像是被逼迫，抑或有一種不走都不行的無奈。這點似乎和我爺還不同，我爺那時還有一種豪情，加上我老爺的意願，他離開了。而父親的離開似乎與日本人有關。據父親說，一天他正在麥收的田裏耕地，三個日本鬼子過來了，父親說雖然當時自己有點恐慌，但他又不敢跑，他知道一跑日本人就會開槍，因而他還是在那裏幹自己的活，日本人走到他身邊，嘰裏哇啦不知說什麼。後來隻見一個日本兵過來要和父親摔跤。父親擺手，示意自己不會，我想就是會，他也不敢。日本人不管，上來就抓住父親，一下將父親摔到地上，其他兩個見狀哈哈大笑。這時又一個日本兵上來又將父親拉起，接著又重重摔倒在地。或許看父親那麼不經摔，便扛著槍離開了。正是這次經曆，讓父親決定死活也不能在這裏待下去了。回去和我奶商量，我奶也同意。這樣父親兩三天後便離開了。父親走後不到一年，二叔、三叔也老鼠似的溜走了。這樣家裏就剩下一家女人，還有我哥。有時現實更像夢，夢更像現實。事實上，從這個時候起，我們家便開始了它一步步的遷徙。整個遷徙過程中，大姨家就起到了中轉、接應的作用，尤其在那段可以說關係到我們家人生死的逃亡日子，是大姨和大姨夫讓我們度過了最難熬的那段時光。
西安起義不僅構成了震動，更形成了影響，從某種角度對清政府來講，幾乎就像將它後撤的老巢給端了，似乎有點像從地下爆炸。因而它的影響形成了一種連動，這種連動讓甘、豫、魯，包括新、青、寧的清政府統治都動搖了，仿佛這才形成了那種搖搖欲墜的情形。清政府統治在西安的瞬間消亡，也讓這座城市在短短不到兩天時間，滿城幾乎就成了屍山，四處都是死亡形成的陰森和恐怖。試想，兩萬多具屍體堆積起來是什麼情景，或者將它鋪開來又是怎樣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