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半個世紀以後，以國家名義要編纂一本“共和國無名英雄名人錄”的書，S省被分配了二十多個名額，進入該書，就是進入史冊，就是青史留名，就是流芳百世，就是以國家名義以共和國名義為某人對國家的特殊貢獻而矗立的一塊豐碑，孟宗祿就是其中一位。沒有特殊貢獻，沒有特殊功績，是上不了這本史冊的。史冊按照嚴格的組織機構派專人對每一位入選的共和國功勳人物所填表格中的功績一欄進行詳細調查。入選功勳人物孟宗祿填寫的他的功績是：1948年策反了孟影、呂出等七人秘密起義。這位對共和國曆史的真偽負有神聖使命的S省史官是個異常嚴謹的人，為了這一句話他查閱了孟宗祿大量的檔案材料和筆記日記等等，他發現孟宗祿在1961年的筆記中、在1964年的自傳中、在1981年的自傳中、在1981年升任S省檢查長在為選舉而召開的S省黨代會“黨員代表登記表”獎罰一欄裏，他都填寫或記述著：1948年策反了呂出等七人。
在北京查閱檔案時，S省的這位史官居然發現一位和呂出情報小組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的高級領導人在六十年代初被提拔任命共和國副部長的時候獎罰一欄裏也填寫著：策反了呂出等人，在敵軍內部建立三部電台。
至於S省的這位史官沒有看到的檔案、個人履曆表等等，史官就沒有了發言權。
史籍無語。史籍千年萬年都無語。但史籍千年萬年都在說話。千年文字會說話。
S省的這位史官麵對如此浩軼的史籍，最後也無語了。
8
找見盛北光的前後，還是九十年代中葉，在古城西安發生了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兩個離休老幹部住在同一個幹部病房裏，這位老幹部問那位老幹部：“你在哪兒？”——胖老幹部說，他是S省郵電分局局長。“你在哪兒？”——瘦老幹部說，他是S省公安廳一位處長。兩個病友愈來愈近乎了，瘦老幹部一天問胖老幹部：“你們那兒有個徐學章，徐、呂案件怎麼樣了？”胖老幹部說了他所知道的徐學章的情況，言辭間頗為歎息：好人多難，一個女人憑空捏造了一樁一個長達幾十年的冤案……瘦老幹部聽罷神色黯然。良久，他說：“我想見見徐學章。”
瘦老幹部不是別人，他就是三十多年前為“徐、呂特務通訊”立案的辦案人張俊義。張俊義在把案件移交後，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有一樁放不下的心事。他和告發者黃亦萍女人的接觸，女人無法回答他的種種詰問，使他對徐呂一案的立案根據產生了懷疑，他很想弄清楚徐案涉及的所有成員的真實情況：案件涉及的故去的李福泳、涉及的呂出、徐學章、薛浩然、王冠洲、紀義……光陰荏苒，張俊義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裏由於公安紀律的約束他無法接觸他立案的偵查對象，但他已經隱隱地感覺到這很有可能是一樁冤案，是一樁經他手而製造的冤案，他的良心隱隱地感覺到不安：這些人現在怎麼樣了？活著？還是被迫害致死？——他們能否逃得過文革的劫難？會不會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以“深潛特務”的罪名投進監獄並且在不需要證據的情況下以特務的罪名受到專政的懲治和鎮壓？……張俊義始終無法回答他心中的疑問。
郵電局老幹部告訴他這確實是一樁冤案，告訴他徐案已經搞清楚了作了沒有問題的結論，張俊義在證明了他當初的懷疑是正確的同時，內心深處泛起的深重的內疚感和負罪感卻是那麼強烈，他不能寬恕自己，他的良心和良知都使他不能寬恕自己，是他親自起草了立案報告，是他，畢竟是他白紙黑字地將這些無辜者變成了公安機關的偵查對象，實際上也就把這些人、這些無助者們、無辜者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糊裏糊塗被送上了專政巨大磨盤的碾壓下麵。
他良心劇烈地不安。
兩三天以後他見到了他的立案受害者徐學章。
還是在當年小組五個成員和第一次“潛伏”回韓城歸來的孟影進行“公園聚會”的那個公園裏，在依舊湖光山色依舊樓閣亭榭依舊池柳依依和依舊林蔭小道上，兩個白發蒼蒼的古稀老人愈來愈近地走到了一起。
張俊義緊緊地握住徐學章的手，映入他混濁的目光中的是一位麵龐格外白皙彎彎月芽般的眼睛格外溫和笑容也格外安祥和慈祥的老人。徐學章的腰已經直不起來了，他走路是他忠實的老伴淑琴牽著他的手走過來的，或許隻有眼睛，徐學章的眼睛、當年麻台長他們也都歡喜地叫他“小夥兒”的好小夥兒的眼睛清澄著和明亮著能讓人想象到徐學章年輕時是多麼純真、善良和忠厚地討人喜歡的一個小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