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洲始終被嚴密地置於人們的監視下麵，即所謂“內控”。人們怕他暗殺中央領導。王冠洲人高馬大，當過敵台報務員，也可能還有手槍，萬一他要刺殺中央領導人，他有條件，他也最危險。因此在長達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裏，每當有中央領導人到新疆，每當有重要的外事活動，每當“五.一”、“七.一”、“八.一”、“十.一”這些重大節日，王冠洲都被組織上特派的共和國的忠誠兒女們、積極分子們包圍著。他們陪他在辦公室裏聊天，或者下象棋，上廁所吃飯也都有專人陪著伺侯著。外麵的街道上，人們手舉著鮮花，國家主席劉少奇來了走了，國家副總理耿飆、陳毅來了走了，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來了走了，社會主義的明燈阿爾巴尼的國防部長來了走了，所有這些重要人物能夠平平安安來疆，平平安安離疆，就是有一個叫王冠洲的共產黨員同時又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和特務嫌疑分子被革命群眾很好地監管起來的勝利成果。王冠洲心裏清楚，王冠洲心裏酸澀悲苦；他這個時候對自己的處境異常清醒了，但他也完全意誌銷沉了。
王冠洲再也不跟人爭吵。人家讓他下象棋，他就下象棋，擺上個棋樣子，一坐能坐半天走不了一步棋。陪他聊天更是受罪，他象是失去了語言能力，也失去了思維能力，木然著，呆滯著，沒有話說，連附和性的“嗯嗯哈哈”也沒有。
這期間王冠洲隻有一件事情是清醒的。關牛棚挨批鬥遭辱罵被抄家，各種淩辱王冠洲都默默忍受逆來順受，他認命了，可是一件事他不認命。這是關於他幾乎是用二十四五歲的青春生命換來的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不讓他出席黨的會議他沒辦法，可是讓他強行被勸退出黨，他抗爭。
他找軍代表：“我的‘特務嫌疑’從哪裏來的？”他問，問得很難受很難受。真是禍不單行，船漏偏遇頂頭風，他本來就活得夠苦了，逢上文革這麼大的運動，他又被弄出來個“特務嫌疑”。反革命加上特務，王冠洲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活路？不知道自己路在何方、命在何處？
軍代表冷靜回答：“‘特務嫌疑’不是我們給你捏造出來的，你的同夥有‘特務通訊’，這是S省公安廳轉給新疆公安廳的材料中這麼說的。你要問，去問S省公安廳，去問你的同夥。”
對方咄咄逼人著，王冠洲象是被問住了。他沉悶著。在對方眼裏，這是反革命、特務式的陰沉。
“簽字吧。”
對方推過來一份強行勸其退黨決議書。
王冠洲反革命式地陰沉著，不簽字。
14
商洛山中沒有電台出現，所以狐狸的尾巴始終沒有露出來。
大山裏的革命群眾消息也並不閉塞，他們終於知道了上級派給他們的這位副局長是一個特務嫌疑人，革命群眾寫巨幅標語：不歡迎象徐學章這樣的幹部。在徐學章被學會了外交辭令的革命群眾宣布為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而驅“徐”出山以後，組織部門對他說：“到郵車總站去。”
郵車總站就是管理郵政車輛的。這個時候，社教運動清理出來的有各種政治問題的人以及很快文革中揪出來的郵電係統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都集中在了這裏，最大規模的時候，這裏成立了一個“專政隊”，有二三十號之眾。“專政隊”的各類威脅無產階級專政的牛鬼蛇神們被集中關押在郵車總站的一個大庫房裏，算是庫存起來，等待革命群眾的清理算帳。因此徐學章一聽讓他到郵車總站就敏感，馬上知道自己是作為有問題的人被掛了起來。
他問：“我到哪兒幹什麼去？”
組織部長咬文嚼字：“你到那兒，是負責人之一。”
“負責人之一”當然很快就被送進“專政隊”去了。
那個急風暴雨的日子是個夏日，天很熱，很悶，淑琴把麵條做好了，放涼了，等著丈夫回家，已經七十多歲的白發蒼蒼的老母親不吃飯也等著兒子回家一起吃飯。“負責人之一”這時候作為走資派和一大群走資派席地坐在會場一個角落，這裏是“走狗們”的特座。大會正在進行間，進來一個大員，此人是局革委會委員。從後來發生的情景一切都進行得有條不紊有板有眼來看，一切都是提前布置好的。大員進來上到主席台上，突然中氣十足地雷霆般地一聲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