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公安廳，他親眼看到和知道的兩個至朋好友都是因回家遭了難，一個是男朋友，一個是女朋友。男朋友姓王，五十年代回家了一趟，回來後為地主父親受虐待說了些不滿和牢騷話，被人檢舉告發，“誣蔑農民，反對土改，為地主階級鳴冤叫屈。”這個朋友被隔離審查兩天，調離公安機關貶謫到煤礦下礦井。女朋友是個大學生，她也回了趟家鄉，家裏生活景況艱難，已經靠吃紅薯葉子為生了，女大學生回來也不滿意，運動一來也被揪了出來。也可能是同病相憐，三十五六歲還孑然一身的王冠洲同政治上被認為有些“問題”的女子結了婚，從此總算有了一個相依為命的人。兩個因回家而落難的悲劇性事件對王冠洲刺激很大。他的父親成了惡霸地主，人民民主專政的敵人；他的母親自殺，成了自絕於人民的死有餘辜的人。這樣一個“家”，王冠洲還敢再回嗎？
不敢回家的王冠洲活得很苦。盲流是整車皮整車皮往新疆跑，新疆是整車皮整車皮往內地遣返，王冠洲是戴著紅袖箍的押送人員，對盲流來說，他是絕了他們生路的仇敵樣的人。一車皮的盲流有時候會集體造反，三四個押送人員要對付一二百名盲流，日夜輪流值班坐在顛簸的火車上連個盹都不敢打。王冠洲辛苦不必說，有時候被盲流們打得鼻青臉腫，回到新疆，或押送盲流到西安交接站，一頭亂發，滿身汙泥，衣服被扯破，臉上掛彩的王冠洲偶然出現在呂出或徐學章麵前，呂出或徐學章已經無法從眼前這個意誌銷沉、頹唐落魄的大高個子身上看到當年英姿勃發的、脾氣急躁暴躁的王冠洲的一點影像。
……
數年後，在一個未出籠的電視劇裏，編劇無論如何捕捉不到當年當國民黨報務員同時又是共產黨報務員的王冠洲的風采。他寫王冠洲在呂出的安排下去見通訊營長董煥章要求到裴昌會五兵團去，王冠洲始終木木訥訥呆呆滯滯象個沒有靈魂的木偶人一樣不知如何說話和舉動，編劇隻得讓他“磕瓜籽”，整個見董煥章的場景中王冠洲唯一的表現就是“磕瓜籽”。這不是當初的王冠洲，這是編劇眼裏和他接觸時的王冠洲。在特定曆史條件下，一個有生命的人被窒息了。王冠洲是被活生生地窒息了。唐素筠有一次奇怪地問呂出：“這麼陰沉，說話遲鈍，半點反映都沒有，你那時候怎麼能看上他？他怎麼能搞情報工作？”呂出被老伴問得無法回答，問得心酸，問得想流淚。他想告訴人們，告訴老伴也告訴那位把王冠洲寫成隻會磕瓜籽的編劇，那不是王冠洲啊，不是，根本不是。當年他挑選和物色小組成員那也是百裏挑一啊，假如王冠洲是後來的王冠洲，是被命運完全擊倒的王冠洲，他選中了那麼一個王冠洲，那麼他們小組，他們小組五個人，將沒有一個能活到戰爭勝利。他呂出不是犯了一個曆史性的錯誤。路線鬥爭甚至可以犯曆史性錯誤，情報工作不能犯曆史性錯誤。曆史性錯誤同時也就是他們五個人曆史性地毀滅。這種毀滅甚至可能在曆史上不留一點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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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王冠洲的不僅僅是押送盲流的悲苦生涯，毀滅王冠洲的是一種精神悲苦，精神牢獄，精神的窒息和精神的無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