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過去地下工作在一起，都是報務員，習慣稱呼名字，落款名字用英文字母代替。我的英文大寫字母名字：SSC，呂重山的英文大寫字母名子：LCS。我們都懂點英語，講一些翻譯的地名，用英文單詞。”
記錄員筆尖沙沙地移動著。
“還有什麼計劃？暗號？密語？”
徐學章睜大一雙困惑的眼睛，計劃？暗號？密語？這完全是審問特務的一套。他沒有搞明白的是，他們信中的“寫作計劃”被告發、懷疑成了“特務計劃”。因為專案人員老是遮來繞去不肯和他進行物證，徐學章有點煩躁：
“請組織拿出這封信，我保證你們要問的一切問題都能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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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看完以後又放回到抽屜了。”
－－一輛小轎車把黃亦萍女士接到了森嚴的S省公安廳那座灰磚灰瓦頂著國徽的大樓裏，接見她的就是“特務通訊”中涉及的公安廳副廳長孟宗祿本人。
徐、呂“特務通訊”在郵電局機關搞了半年沒有突破，專案組一部分人越搞越覺此案重大：有反革命計劃，有特務活動的聯絡暗語、代號，而且通訊雙方過去又都是國民黨電台報務員，從“不讓孟宗祿知道”這句關鍵話裏，可以肯定這項反革命計劃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是針對著公安廳長製定和準備實施的，是準備暗殺？投毒？綁架？……專案組另一部分人卻越搞越覺此案荒謬：信件為什麼燒？不交組織？除了黃女士兩片薄嘴唇說出的那些，這個“特務通訊”究竟能拿出什麼證據？
也許是呂出他們命運多舛，就在“特務通訊”專案搞了半年以後將了而未了的時候，S省的社教總團會議在試點縣召開，孟宗祿是社教總團成員，他參加了這個會。會上，進駐郵電局的工作組組長彙報了這個將了而未了、想了卻不知道怎麼了的“徐、呂特務通訊案”。孟宗祿在那次不歡而散的筵席之後相隔一年左右又聽到了呂出和徐學章的名字。他驅車返回，然後又把黃亦萍這個女人接進了他的辦公室。
孟宗祿很想看到黃亦萍說的“計劃”涉及他本人的那封信。
女人麵對公安廳長的回答是“放回了抽屜”，不是“燒了”。
“你回去，想辦法打開抽屜，把信拿出來。”
公安廳長麵授機宜。這封至關重要的信件到底下落如何，燒了？放回抽屜了？還是被黃女士藏匿了？這個問題徐學章和呂出此生都找不到答案。問題是黃女士此生也拿不出來這封信。公安廳長本人現在追索“特務通訊”的證據，黃女士仍然能夠從從容容麵不改色心不跳地回答出丁丁卯卯。再見到廳長本人，她說，她回去發現嫌疑人徐學章象是作賊心虛且提高了反革命警惕性把抽屜上的鎖子都換了。圍繞著徐學章換沒換抽屜鎖子，暗中又進行了一番挺艱苦細致的偵查。機關保衛科配合公安機關偵查，領鎖總務科有登記，徐學章在該月確實領過一把鎖，不過，那把鎖又被落實是辦公室門上的鎖。
黃亦萍看來是黔驢技窮實在拿不出那封信了，孟宗祿在1964年一個深秋的星期日上午把一個叫張俊義的公安幹警叫進了他的辦公室。張俊義是負責政治案件偵查的，孟宗祿是主管這方麵工作的副廳長。廳長直接給他布置任務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