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的時候我策反了在敵綏署二處當電台台長的堂弟孟影，命其在敵內部為我們作情報工作。孟影被策反後相繼又策反了呂出、徐學章、薛浩然、王冠洲等六人掌握敵台三部給延安西北社會部輸送情報。這些人，現在都是共產黨員，有的還做了廳局級領導工作。徐學章就是郵電局黨委副書記，呂出在新疆負很重要的責任，在我要害部門工作，其他人在新疆、青海等地工作。現在，據郵電局黨委辦公室幹部黃亦萍反映：她清理黨委文件時在徐的抽屜裏發現新疆呂出和徐學章有外文暗語通訊聯絡，似與台灣亦有聯絡。這些人我們當時不了解，可能是敵人安排的深層潛伏特務。看來，我們策反了敵人，敵人順水推舟打入我們內部，長期隱蔽起來和我們進行鬥爭。因此，你寫個立案材料，上報中公部文濤部長，西北局×××書記，S省委書記徐海峰。簽於此案人員涉及外省，請公安部轉有關省公安機關立案進行工作，由公安部牽頭，聯合偵察此案。我省由你直接掌握，××、××幫助你工作，不能再擴大。”
孟宗祿鄭重交代。最後，特別補充了句：“材料寫好後送謝廳長簽發。”
謝廳長是公安廳一把手，剛從外省調來不久。主管廳長讓立案，卻又自己不簽發，這件事孟宗祿作得極為細致而天衣無縫；他很知道“千年文字會說話”。
公安工作不能多問的一句也不能問。張俊義是個老公安，他忠誠履行自己的職責，對孟宗祿所述立案根據、案件形成過程、被立案人即偵查對象的曆史情況他全部深信不疑。張俊義回到自己辦公室就根據筆記本上記錄下來的廳長的交代寫成了立案材料，立案材料又根據廳長的交代送謝廳長簽發。謝廳長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樣，在徐、呂等人的深層潛伏特務一案的立案偵查全部的檔案材料中，看不到孟宗祿的隻字片語。以後事情的演變證明了孟宗祿這麼做多麼富有遠見和膽識。
公安廳長的正式簽字，意味著這件政治偵查案件的正式立案。等謝廳長簽字後，張俊義再拿到手的案件材料上的幾個人：呂出、徐學章、薛浩然、王冠洲就變成了偵查部門的工作對象。
立案材料正式上報公安部，案件涉及各省的公安部門也對嫌疑人開始進行控製和偵查，除S省的徐學章、新疆的呂出、薛浩然、王冠洲、案件還涉及雲南的紀義和西藏的李福泳。因此，李福泳瞑目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被偵查的“潛伏特務”，李福泳墓碑上的“同誌”兩個字不是被遺忘，而是他不配享有。不配享有“同誌”的李福泳在被病魔擊倒之前還來不及知道這真實的、殘忍的和冷酷的一幕，不然，他會大睜著一雙曾經那麼熱情那麼富有激情的眼睛、睜眼躺進墳墓的。他的靈魂不能安息，一個英魂不能安息……
立案材料也上報了S省省委書記徐海峰，徐海峰批示：呂、徐等人入黨前曆史未詳細審查，現有可疑之處，需要全部審查清楚。——而徐海峰正是當年簽字批準呂出等人電報通知入黨的負責人。徐海峰對他當年批準入黨的對象在十多年後又做出了列為審查對象的批示，徐海峰並不感覺前後矛盾。作為黨的高級情報負責人，他必須對他們使用過的“情報對象”保持高度警惕性，一個很淺顯的道理，我們可以利用敵人的人，那麼敵人難道不可以利用被我們利用的人？這在國際情報鬥爭裏叫“逆用”，而這種人又叫“雙重間諜”。徐海峰不是一個沒有個性的領導人，作為一個高級負責人他甚至顯得桀傲不遜，在S省，他曾經有過一個很有名的軼事。西北局第一書記某次有個講話，講話結束時書記說，這個講話不要打印下發，S省組織部門打印了這個講話，當請示省委書記徐海峰時，徐海峰問：“不是不讓打印下發？”幹部說：“說是那麼說，可是我們猜想×書記真實的想法還是讓打印下發。”不等幹部話落音，徐海峰兩道劍眉已豎了起來，“啪”地一拍桌子，怒道：“我們黨內能摸肚皮嗎？！”……徐海峰語言犀利，膽魄非凡，這話是棒打那些“摸肚皮”幹部，他討厭這些巴結討好善於迎逢的小人作派的幹部。但這話同時也相當犯上，頗有點“上打天子，下打諸侯”的王者氣象。這件軼事很能活脫脫出徐海峰的性格，他為官正直，鄙視肖小之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剛直的徐海峰在呂出幾個人的問題上也完全深信了孟宗祿所說的“策反”。龍原分區公安處長文濤的報告他不能不信。呂出幾人就是有天大的冤枉，徐海峰聽不到聽到了也不會不相信自己的老部下孟宗祿和文濤而去相信十數年前在延安時期就被他認定為是從敵人窩子裏全盤端出的呂出幾個。這是徐海峰一生中的悲哀。他製造了一個悲劇但他始終不知道自己是悲劇的製造者。省委書記一字千鈞。字字是山字字是海字字是天也字字是地。山可以壓人海可以葬人天可以蓋人地可以埋人。他說是“審查”，執法機關可能會審查一個人入黨前的曆史嗎？執法機關介入此案隻可能是立案偵查。孟宗祿拿到了省委書記的批示也就拿到了尚方寶劍，此時，他已經可以斬其想斬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