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娜垂目無言地按下那幅畫像。她把它放在紙夾中，跟我的畫像同疊，而這種親近我認為是好預兆。
我也記得去尋找壁紙上那靴形的點——在燈光下並不易於尋見——以便撤消它可能在我心中形成的惡兆，因為原先我跟明娜作別時我曾看著那靴形點想道：“或許你再也看不到它了。”如果我沒有重看這點，則那兆頭就可能還含有力量！在那些日子我迷信得像個老巫，因為我隻有一個玻璃球存在，因而其中的一切必然都具有意義。
傑格曼太太坐在椅子裏，睜著眼打瞌睡，在我們心中動蕩著的情感她全不知曉，隻是茫然地說——
“太漂亮了——噢，天哪，不錯，這就是天才。”
我們又說了一刻鍾無關緊要的話一隻為延遲作別的時刻。終於我們把自己從屋子中撕開了。
明娜端燈送我們兩個到樓梯口。前門仍是開的。
我讓他先我邁出。他轉身，舉起帽子，伸右手給我。
“你昨天晚上說，芬格先生，我們以敵人的身份作別。可是現在你看，我們友善地共度了一個晚上。事實上，我們無法互恨，因為不論誰是有幸者，另一個都必然會希望他快樂——為了明娜。”
“你說得對，斯提芬遜先生。但我們的方向不同。別了！”
我們分道揚鑣。
雨已停。在碎雲之間，星星散落在幽明的屋瓦之上。潮濕的石頭與人行道老遠地泛著空寂而淒惻的燈光。
8
第二天，我照常去工藝學院。但去之前先寫信給我舅舅。
飯後造訪赫茲夫婦，以便向我朋友報告他父親的狀況。那老人躺在床上，咳嗽，微微發燒。
赫茲問到明娜，問她為什麼沒有來。
“我們認為你們是形影不離的。”赫茲太太附和道。
幸虧黃色的軟百葉窗是拉下來的，不然我因這句話而造成的黯然必將被他們看出。我感到我的臉色變了，一陣突然的痛苦攫住了我的呼吸。我以盡可能平淡的態度說明她去何處，並轉達她的問候。
那老夫婦似乎非常吃驚於她的突然不告而別。“前天她還一點沒有要去的意思！”
“她昨天才接到信，”我說，“她表姐非常希望她立刻去，她不舒服——我想必定心情不好。”
“噢，那她就非去不行了，”赫茲太太說，“有人生病的時候，明娜總是最細心的。”
“正是在這個時候，真是不巧，”赫茲怨道，“我這幾天一直希望她來，她可以彈琴給我聽聽。起居間的門可以開著。她彈得那麼傳神。”
我急急擺脫這個危險的話題，告訴他們我舅舅的信，叫我去倫敦——比我意料的時間早。
“已經要去了，一個月之內！”赫茲呼道，“哎，德勒斯登隻是個旅舍，一個來，另一個走。隻有我們這些老人才呆在這裏，直到有一天入土。去年畫家霍因搬往柏林，而兩年前，淵博的康德學家格林教授到漢堡去了……好吧，你年輕，早晚要開始工作的。”
“但這裏有個人，使德勒斯登對他有不同的意義。”赫茲太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