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的自由
1954年5月17日，美國最高法院依據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宣布公立學校種族隔離是違法的。1954年，我還沒有出生，那個時候就已經有無數個黑人在為自己的權力而鬥爭。《憲法》終於做出了種族隔離是違法的。我認為這隻是外部的原因，而黑人真正的要想擺脫種族歧視還得從自己做起，自己的內心必須強大起來。自身的解放才是至關重要的。作為一個人，最深的恐懼可能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我們內心深處。這就像我自己的寫作，我最終所要麵對的不是別人，而是我自己。當我拿起筆麵對自己靈魂的時候，那是需要勇的。當然，這種勇氣不是天生的，他需要修養，成年累月的修養。《憲法》已經修正，但真正要從那塊土地上站起來，還不是一句空話。
偶然與必然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天都會遇見許許多多與我們毫不相關的人，或者說會見到許多我們根本無法了解的人。那些陌生人在我們的視線裏匆匆忙忙，一閃而過。我們不知道那些人從何而來，又為何而去，我們不知道他或她從事什麼職業，不知道他或她姓啥名誰，他們的一切對於我們來說充滿了神秘感。那我們自己呢？在別人眼裏同樣是這樣，人們同樣對我們不了解，這就構成了生活的陌生化和神秘感。而且我們對未來又一無所知，在我們身邊，我們不知道隨時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生活中的偶然真是太多太多，我們的寫作對這些既是偶然又是必然的事件，對這些神秘不可預猜的事件不能熟視無睹，隻有麵對這些的時候，我們的寫作才能更加豐富多采。對這些我們要有所感覺。盡管小說是虛構的藝術，但是隻有建立在對生活的感受之上的虛構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
認識的本質
就素材來說，首先要解決的是一個認識問題。我們所處的環境使我們形成了一種認識事物的習慣，我們往往對生活表麵的東西非常敏感，卻常常忽視事物內在的東西，這種習慣對於寫作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我們應該從生活的相互關係中去把握認識世界。比如我們感知某件白色物體的顏色偏藍或者偏紅，那是因為光和以其周圍環境色為參照的。比如我們把手放在茶瓶上，那時你映在茶瓶上的手形就會發生變化，變成各種各樣的形狀。如果那個茶瓶是一個社會的縮影的話，那麼作為人的象征的手也就失去了本有的形像，一隻正常的手被圓形的環境所改變，那麼這樣說來你以前視為正常的形像就太單調了。那麼同樣是一隻手在不同的環境裏所呈現出來的色彩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們應該拋開對事物以往固有的概念，把它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上去考慮。
一瞬之間
曆史存在於現實之中。現實存在於一瞬之間。我們所經曆的一切都要依靠回憶來完成。我們的寫作也要以靠回憶來完成。而回憶是什麼呢？回憶是可以把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的往事與剛剛過去的事情混攪在一起的。二十年前的往事可能要先於昨天的事情來到我們的腦海裏，來到我們的意識裏，這是事實。
有時候我們在回憶往事的時候，現實就離我們很遠，往事就成了現實。
記憶是跳躍性的。在一瞬間我們的腦海裏可以連續出現許多毫不相關的往事。
我們的記憶和思想是浩瀚的，我們像麵對海洋一樣麵對我們的思想和記憶，我們沒有辦法把握她的全部內容，我們說不準有一件什麼往事在一晃之間就會突然回到我們的眼前，我們往往都處在這樣一種情景裏。所以我們不能不尊重自己的思想和記憶，我們不能不尊重這種事實。而現實的情況是我們偏偏忽視了這一點，我們的寫作也忽視了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的淺薄之所在。真正的文學所要關注的應該是那些被曆史和時間所遺漏的東西，關注那些被遺漏的生命之體驗。對生命最強烈最深刻的體驗都是不可能被臨摹和代替的。
無論是記憶還是曆史，無論是潛意識和夢境，這些都存活於我們當下的生命過程裏，因而它們也都是現實本身，因而我們的敘事無論是在什麼情況下都是正在進行時。
閱讀
我們閱讀。我們閱讀世間的一切我們能夠閱讀的一切。而這一切都是為了閱讀我們自己。閱讀使我們想起我們的過去，閱讀使我們發現了我們自己。
一個寫作者最難的不是發現別人，而是發現自己。一個寫作者最困難的不是麵對世界，而是麵對自己的靈魂。
種子
一部好小說不可能是被改出來的。在你寫完一部作品再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它的時候，更多的時候你注意到的隻能是表麵的語言，而你往往忽視作品的神韻和內涵。作品深刻的主題和骨肉隻能是在你最初的創作中流於筆端的，作品的精髓是你最初的寫作就賦於小說本身的，而不是你後來修改出來的，那些讓人拍案的東西是在你最初的文字中就播下了種子。
血肉
我讀Ｍ·普魯斯特。在那裏我最初接觸到的全是一些過著富貴生活的人們。那種生活方式離我十分遙遠，在我的生命裏沒有過這樣經曆。讀這樣的書使我深深地認識到那片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故土對我是多麼最要。Ｍ·普魯斯特沒有我所經曆過的鄉村生活的感受，Ｍ·普魯斯特不認識麻狗也不認識瞎老一、大賴、老四和張保德。但他使我意思到那裏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生命和我的血肉都連在一起。母親從鄉下來，她說，麻狗死了。麻狗死了？這使我感到吃驚。他還不到五十歲呀？可是他死了。母親又說，瞎老一也死了。瞎老一也死了？是呀，那些我曾經熟悉過的人一個一個都悄悄死去了。我跟隨母親回到故裏去，而鎮上的人對那些死去的人隻是輕描淡寫地說一句，是的，他死了。他們接著就去忙碌自己的事去了，人們漸漸地把他們忘記了。他們像風一樣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有誰還能記起他們呢？很少。我是能時常記起他們的一個。我用我的小說，讓這些平平常常的卻曾經有過鮮活的生命的小人物重新回到人們的記憶裏。我有這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