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有一隻蒼蠅出現在我剛剛裝修好的房間裏，它使我感到了厭惡，我決定把它消滅掉。可是為此我浪費掉了一個下午的時間，也沒能把它從空中打下來。夜晚漸漸降臨，在明亮的燈光下，我仍然在不停地追打……在這個過程中，在我的思維空間裏，出現了不同時間的並列，或者說是同一環境裏的不同環境的並列。用海德格爾的話說，這種原始的時間現象包括了三個方麵：“將來”（我要把蒼蠅打死）、“曾在”（蒼蠅是從哪裏來的）和“此在”（我正在追打蒼蠅）。而這三個方麵在我的思維裏不停地交叉出現，形成一種無次序的現象，我可以由此回憶往事，也可以想象將來，可是在現實裏，由於疲勞和仇恨，蒼蠅又成了我敘說的對象。這個複雜的過程就是小說敘事的過程。小說裏的時間指涉應該是三維共存的，是有別於生活中的物理時間的。在現實生活裏，時間隻有“此在”這一維，在我們的感覺裏，我們的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消失，而實際時間沒有發生一點變化，時間一分沒有少，一分也沒有多。隻所以我們意思到時間的存在，那是因為人的生命本身成了時間的載體，由於我們生命的出現和消失，才顯示出了時間的意義。時間隻不過是我們人類自己定的一個概念而已。由於人類的記憶和想象，使我們小說裏的時間概念發生了變化，同時，也使我們的小說敘事發生了變化。在人的思維裏，除去現實，還真實是存在著記憶和想象。我們思想的過程就是記憶的過程，在我們的生命過程裏，記憶是人類思維的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在這裏，記憶構成了我們小說空間裏“曾在”的一維，而我們意識裏的時間是流動的，時間流動的方向又構成了小說空間裏“將來”的一維。“曾在”和“將來”都是人類世界精神的具體體現。
自省
很多時候我都會在匆忙的時間裏停下來，來反思自己，反思自己是不是缺少自省意識？因為我生活在一個缺少自省意識的民族裏。從現實社會來看，這種現象真實的存在著。“文化大革命”證明，我們都是一些喪失了精神自我的人，我們存在的隻是肉體，我們的思想都是別人給予的。我們是一個不張揚個性的民族。我們的文化漠視，甚至恐懼和仇視個體生命的獨立性。當然，我們不應該一味地去指責別人，我們要做的是應該更多地從我們自身去找一找原因，找一找形成譬如“文革”這種災難的思想根源和土壤在哪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文學最要關注的應該是我們自身的精神。小說家創作的過程應該是對自己靈魂不斷進行拷問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對我們的人民的精神拷問的過程。
記憶
母親已經年邁，她的記憶常常發生錯位。一些毫不相關聯的事情常常被她老人家攪和在一起。在她老人家嘮嘮叨叨的敘述裏，我不得不時時去給她糾正時間和事件的錯位。事後想想覺得自己真是可笑。我為什麼要去糾正那些被母親自己認為是正常的時間和事件呢？從我們創作的角度來講，或許母親的敘述更具有現代意義，而我自己的思想已經僵化。我為什麼要去固守那些已經失去了時間意義的事件的秩序呢？三十年前的事件和昨天剛剛過去的事件對於我這個以記憶為源泉的寫作者來說，它們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差別了。
自己的孩子
小說寫什麼不是一個難題，怎樣忠實於自己的生存環境、忠實於自身的感受、忠實於自己的表達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每個小說家寫出每一篇象樣的東西都不容易，就像生孩子那般難，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孩子是父母之精血，作品是小說家靈魂之呈現。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漂亮？但我更希望這個孩子確確實實是我的孩子，這孩子四肢健壯充滿著旺盛的生命力。好的小說必須有震撼人心的強度和充實的能力，沒有絲毫的賣弄和做作，充滿著歌頌生命的真情實感。
大眾的口味
一個有出息的小說家，他不會去迎合讀者，他首先考慮的應該是怎樣去表達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真實的感受和思考。大眾的口味隻能使一個小說家變得庸俗不堪。艾特瑪托夫說：“大眾讀物不能使人變得進步，它隻能使人開心和逗樂，使人停留在原處。”一個隻會寫出所謂的暢銷小說的作家不會給人類帶來思考，隻能給讀者帶來惰性，隻能使讀者變得更加庸俗。
一個人忘記思考是可怕的，同樣，一個民族忘記思考也是可怕的，她有的隻是盲目的隨從。同樣，一個庸俗的民族也是一個沒有生氣和希望的民族。從這個角度來講，給讀者帶來惰性的作家是不負責任的，是有罪的。
虛構的背後
虛構對於一個小說家極為重要，但是他對外部世界的感受絕對應該是真實的。在我的小說裏，每一條街道，每一棵樹，每一場霧，每一個黃昏，一個人和他的孤獨，都是來源於現實生活。我們靠什麼了解曆史？靠什麼去尋找流失的時間，靠什麼去探尋比海洋更浩瀚更豐富的內心世界？一方麵是靠文字對世界的記載，而另一方麵就是靠文學藝術的再現。文字記載的隻是事物的表象，而文學藝術再現是的事物的內部本質，有了這兩方麵我們才能使後人了解我們的存在。我們為什麼而寫作？那是對人類精神世界再創的渴望。一個小說家嘔心瀝血地要把一些空靈的東西行成文字，再創一個世界，這是一件很苦的事兒，應該說是一種具有宗教意味的勞動。能來做這種勞動創造的人不光光是因為他有天才，而更重要的是他良知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