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輾轉反側地折騰了很久，腦袋和身子終於分了家。他的腦袋站在他的身子外邊，遙遙地聽見他的身子在發出一些細碎的扯破布似的鼾聲。他的腦袋還聽見了屋裏的其他一些響聲，比如臥室門裏壓抑得變了形的說話聲——是那個女人在打電話，說的是方言。後來說話的聲音消失了，被另外一種聲音所取代。窸窸窣窣，嘁嘁嚓嚓。過了一會兒他才明白那是指頭拂過電腦鍵盤的聲音——也是壓抑了的。那聲音響了很久很久，終於把他舊棉絮一樣稀薄的睡意，扯出一個無法修補的大洞。
他知道這一夜，是徹底完了。
他終於坐起來，點了一根煙。自從祭墓那天鄭阿龍遞給他那根煙之後，他又恢複了抽煙的習慣，是有一搭無一搭的那種抽法。在嫋繞的煙霧中，詩意像匍匐在黑暗角落裏的一頭怪獸，猝不及防地朝他撲來，嚇了他一跳。他扯過一張餐巾紙，一個字也沒塗改地寫下了：
有時候，
一些計劃，一些決定
就像甩向湖心的魚竿
當時想的是魚
釣回來的
也許是淤泥、菜葉，
還有其他
意外
10
所有的故事都從你開始
雲太薄，風太輕
沒有一顆太陽
背得動你的身體
哦，端端
這就是你的重量
在我心裏
尋找端端的過程很不順利，發給縣政府的兩封信都石沉大海。最後何躍進不得不從一本泛黃的舊通訊錄裏找出一個地址，給許發旺寫了一封信。地址是三十多年前的，他又在信封上寫了一句話，請求郵遞員幫他尋找這個人——如果地址已經遷移。
許發旺是一個他永遠也不願想起的名字，可是他是他找到端端的最後一根稻草，他隻能試一試。當他把信丟進郵筒的時候，他幾乎立刻就忘了這件事，因為他並沒有期待回音。
那年中學畢業之後到潘橋插隊的知青，一共有十個人。這群人是到那個地區的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北京知青。那裏的人沒見過北京來的讀書娃，有些稀罕，所以沒多久這批人就被陸陸續續抽調離開了生產隊，有的進附近的煤礦子弟學校當了老師，有的去了公社團委，有的到縣廣播站當了廣播員，最後還留在潘橋的，隻剩下端端和躍進兩人。
端端是因為父母親的事。端端的父母被隔離審查了好幾個回合，幾進幾出，已經是單位裏出名的“運動員”了。然而沒想到，最後一次，是從隔離室被直接送了秦城監獄。據說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紅太陽訪問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發表“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演講的時候，蘇聯方麵破獲了一起圖謀刺殺中國代表團的事件，而有人揭發端端的父母就是隱藏了多年的同謀犯。
端端父母的罪名，是叫天底下膽子最大的人也要失色的罪名，是那種寧願錯殺一萬也決不能錯放一個的罪名，所以盡管單位的領導班子換了一茬又一茬，這個案子卻依舊遙遙無期地審查下去。漸漸地，人們就把這件事給忘了。於是他們就在監獄裏一年又一年地等待著一個也許永遠不會來臨的結論。端端的身上蝸牛似的背著這樣一座大山，即使是離皇帝再遠的地方，也沒有人敢輕易調用她。
而躍進卻是有機會的——他的母親早已解放，回到了原單位工作。縣裏剛剛成立了一個文工團，需要一個能寫台詞編劇本的人，他寫過詩歌快板，在北京知青中小有名氣。縣裏派人找過他，想把他借調到文工團工作。然而他沒有答應。
他沒有答應，是因為端端。
端端從來不提父母，也不提北京的家，仿佛他們根本就沒有存在過，而她不過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一根草，沒有根也沒有枝蔓。當北京的同學們收到家信和家裏寄來的食品，欣喜若狂地打開包裹彼此分享的時候，她坐在邊上，扭臉看著別處，看不出任何嫉妒和感傷。和其他出身不好卻加倍努力表現的同學不一樣，端端尋找每一個機會偷懶。知青裏頭，端端是每天睡得最早，起得最晚的那一個。每回派到農活，她對付幾下，就躲到樹蔭底下睡覺。縣裏難得派一次放映隊下鄉放一場電影，她竟能坐在板凳上打盹。連村裏的女人們，都叫她“睡不醒的懶婆娘”。她不是團員，也沒想入團，所有的批評落到她頭上，就像落到鴨子羽毛上的水，一滴也留不住地滑走了。
隻有躍進知道，端端是對生活徹頭徹尾地絕望了——是那種走一千裏夜路，磨穿一百雙鞋子也走不出來的絕望。端端之所以還能每天早上勉強起來，出門上工，僅僅是因為他——她不願意他為她難過。假若他也走了，端端就永遠也不會起床了。
大部分知青都抽調走之後，隊裏把知青宿舍要回去做了倉庫，躍進和端端就分別被安排在隊長和書記家裏搭鋪。
書記就是許發旺。
潘橋是個富村子。潘橋村裏，幾乎每一家都有人在相鄰的煤礦當農民工。潘橋人碗裏的飯食，有一大半來自礦上發的工資，一小半來自微山湖的水產，隻有粘在碗底的那幾粒米，才真是田裏所產。潘橋人靠著礦產和水產，就不把種田看得那樣認真，所以他們也沒真指望北京來的學生娃，能在田裏翻出什麼大花樣。再說了，即使讓學生娃下去種田，他們一個人做的活，還得三個人在後頭修補，實在是得不償失。知青隊還在的時候，就沒人跟他們較過真。現在隻剩了何躍進梅端端兩個，就更沒有人管他們了。隻是春耕和雙搶的時候，隊裏會指派了他們倆負責給田裏的人送湯送水。農閑的時候，他們跟著婆姨們學學修補漁網。村裏開會或者政治學習的時候，他們倆就給抓差來讀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