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基層的政權組織，鄉鎮的角色極為尷尬，憲法上明確它是一級政權組織，但實際上它作為一級政權組織的功能卻很不齊全，幾乎所有政權組織所擁有的職責它都具備，但卻隻有一些直接麵對最底層群眾、為基層群眾辦事的職責，而上級遇到的所有問題，最後都會壓到鄉鎮上來。鄉鎮在履行其所擁有的職責時，卻完全沒有其履行職責所必需的權力和手段，甚至連一些開展工作的基本手段如財政權、人事權等等都沒有，更不用說掌握公安等專政權了。同時，鄉鎮作為最基層的一級政權組織，每一次機構改革都會拿它開刀，每改一次，就把鄉鎮的職權壓縮一些，把人員編製縮減一點，而難做的事，則幾乎是每改一次，鄉鎮都會增加一些。這樣，鄉鎮的工作難度越來越大，事情越來越多，而人員卻越來越少，開展工作所需要的資金也越來越緊張。加之鄉鎮工作所麵臨的對象的基本素質盡管不能說是最低的，但至少不高，並且還非常參差不齊。如此情況下，在鄉鎮工作的艱難和辛苦是可想而知。而要在鄉鎮工作中做出成績，必須具有很強的綜合協調能力和處理棘手問題的能力。所以能夠在鄉鎮工作中做出成績的幹部，群眾都是比較認可的，把他們提拔到更高一個層次，不僅體現了群眾認可的原則，而且對在鄉鎮等基層工作的幹部也是一種激勵。所以各級組織都非常重視從基層選拔幹部，以樹立良好的用人導向，激勵幹部到基層去，在基層做出成績。
這一次天籟市在縣區換屆時，全市從鄉鎮黨委書記崗位上提拔起來的幹部隻有六個，這其中有四個是分別安排在縣上的人大、政協作副職，一個安排在縣委、一個安排在縣政府。安排在縣委和縣政府的兩個人，都還是作為差額人選安排的。當時，市委組織部在做方案時，蔣勝隻是從換屆後班子的年齡結構、文化程度比例、女幹部和黨外幹部配備等方麵提出了要求，要求市委組織部要嚴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進行安排。因為他知道，如果在班子的整體年齡結構、文化程度及女幹部和黨外幹部配備上達不到中央和省委提出的要求，在審批班子換屆方案時，省委組織部那裏就過不了。市委組織部則更是隻考慮了方案各方麵的標準是否符合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特別是省委組織部明確的具體指標上，完全沒有從宏觀上去考慮。由於隻是考慮了這些具體指標問題，對於其他如幹部來源之類的問題自然就沒有更多地注意了。也因此，等於是蔣勝自己食了自己之前反複強調的要大力從鄉鎮幹部中選拔任用幹部的言。市委組織部也食了言。
盡管這樣，蔣勝本人並沒有覺得有多大問題。確實，從一個市來講，能夠提拔使用的幹部不少，用誰不用誰，盡管已經不象過去戰爭年代那樣，一個人就可以說了算，但畢竟由於選擇的麵比較寬，加上這幾年全黨都在強調全力以赴抓經濟，從上到下也都在強調要把那些懂經濟、會管理的幹部提拔到領導崗位上，增強各級班子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提高各級班子領導經濟工作的水平。因此，把選拔的重點放在經濟建設的主線上也是符合中央提出的幹部選拔方向的，市委組織部還把這一條作為一條重要經驗報給省委組織部，省委組織部以簡報發至了全省。同時，在其他縣區的換屆選舉中，還沒有出現因為從鄉鎮選拔的幹部少而引起代表們不滿的情況。從另一個角度講，即使作為差額人選當選，也並不說明方案安排就有問題。因為從理論上講，差額人選也是符合提拔使用的條件的。加上本來差額選舉必然就有當選與落選之分，隻要不是幾個主要崗位上的領導落選，選舉也是成功的。
經過這些分析後，蔣勝自我感覺對河西縣黨代會的選舉盡管不能說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至少覺得用不著太過擔心。盡管這樣，他在幾個人對選情進行分析的最後，還是強調，要高度重視明天的選舉，要求一是黃俊生在主持明天的大會時，說話的語氣一定平和，完全按照主持詞去講，不能額外說任何容易引起代表們不滿或反感的話；二是要求何碧鳳下來後再一次分別找各代表團團長，給他們打招呼，要求他們要密切注意代表們的言行，掌握動向，有情況和問題及時反映；三是要求大會秘書組把黃俊生明天的主持詞弄好後送他和董禮友審核，以確保黃俊生在明天的主持中不出現任何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