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真誠的。
身在軍旅，又有本職工作，我隻能利用休假或出差的機會從事這項“業餘活動”，先後六赴信陽，2009年末終於結束了這場艱難持久的采訪活動。
采訪活動改變了我對信陽事件原有的單一看法，也改變了我寫作的初衷。誠然，我從這場災難中感受到了傷痛，因為這種傷痛連接著巨大的生命代價；但也感受到了比傷痛更重要的振奮，因為這種振奮連接著中華民族的精神意誌，連接著共產黨人不盡的風采，連接著對未來的信心和希望。
可是，我的一位老首長對我提出了忠告：揭共產黨的傷疤，碰這樣敏感的題材，你考慮過自己將付出的“代價”嗎？
我理解老首長的擔心，這種擔心我從其他人口中已經聽到多遍。普遍的看法是：要麼這種作品出版不了，要麼出版後惹出“麻煩”。
接下來的一段日子裏，我滿腦子都是“代價”、“麻煩”這種字眼。我在反複思考：我們的黨經曆過無數次大風大浪，何曾畏懼過什麼？一個強大的、不斷進步的黨，何至於脆弱到對一個曆史事件談之色變的程度？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否定“兩個凡是”，為劉少奇、彭德懷冤案平反昭雪……哪一件都比信陽事件敏感得多，我們黨做了，並未損失什麼，反而贏得了更大的信任。事實多次證明，回顧傷痛對我們黨總結教訓、開創未來有益無害。更何況，本人對信陽事件的視角絕非隻觸“傷疤”，而是另有深意。
因此我決不相信這部作品會給自己帶來所謂的“代價”，因為我了解、相信自己的黨。我所關心的是另一個層麵的“代價”：我們昨天付出過的代價、今天正在付出的代價、明天有可能還將付出的代價……與黨的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息息相關的“代價”，才是我們更需要關注的。
當然，我也預感到自己的這部作品可能不會一帆風順得以出版。但，即便徒勞一場，也要一試，這是責任。
《代價》終於脫稿，與其說“十年一劍”，不如說“十年一諫”。盡管百感已染書中，仍覺言猶未盡，似不吐不快。
還想說什麼？
想說“民主與科學”。1919年，一場由中國共產黨革命先驅們領導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向“德先生賽先生”發出大聲呼喚，“民主與科學”從此成為國人心中的燈塔。在此後的漫漫歲月中，共產黨人高舉“民主”，“科學”兩麵大旗，掃陰霾、驅虎狼，鑄就輝煌。不妨說，“民主與科學”是共產黨的“看家本領”。
共產黨執政初期，“民主與科學”齊展共舞，貧窮的中國又贏得了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驚人成就。也不妨說，“民主與科學”是我們民族賴以騰飛的雙翼。
很遺憾，50年代後期，由於遠離了“民主與科學”，便發生了“大躍進”、“高產衛星”、大煉鋼鐵等奇態亂象，就有了遍及全國的大饑餓，也有了神驚人泣的信陽事件，我們民族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又何妨說，“民主與科學”是我們不得不頂禮膜拜的“神靈”。
我們並不缺少對“民主與科學”重要地位的認識，缺憾在於向“民主與科學”靠攏的步伐緩慢而又艱難；我們也懂得“民主與科學”是阻擋“人禍”的一道雄關，可悲的是常常給予“人禍”闖關前行的機會……
我們為冷落“民主與科學”交足了“學費”，昂貴的“學費”佐證了我們和“民主與科學”的距離以及遠離“民主與科學”的代價，難道還不該清醒嗎？難道還不該加快步伐擁抱它嗎？今天，我們終於強調“科學發展觀”，強調“民主建設”，這無疑是決策觀念的進步，無疑是減少和避免代價的希望。但“民主與科學”的道路並不平坦，我們靠什麼保證不再偏離航向？熱情和口號不是保證，真正的保證是一個科學的機製和民主的製度。誠然，一個科學機製和民主製度的建立絕非輕而易舉，我們需要進行一場新的“革命”。如果說，第一輪革命我們推翻了封建統治，建立了新中國，第二輪革命我們結束了極“左”路線的曆史，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紀元，那麼第三輪革命就是建立民主科學的政治製度和機製，為我們民族實現新的騰飛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