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發現，路憲文的回憶文章的確有特別之處，其中披露了許多在其他回憶文章中看不到的內幕。文章最大的特點還在於，他對“人民公社”這一組織體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路憲文認為，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是大麵積餓死人的社會組織原因。如果沒有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就不可能輕易組織全民上陣大煉鋼鐵，就不可能造成農民棄農、學生棄學、田不收獲、家無炊煙等違背常規的現象，也就不可能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悲劇。
其實，引起人們更多聯想的是文章前言中那段話：回憶和分析這一事件的意義就在於為後來的領導階層、為後人提供一個反麵教材，使人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這就是我這個三六年參加革命的老人，信陽事件的當事人、見證人最大的心願。
人們不禁聯想到路憲文當年堅定不移執行上級指示精神的諸多情景，不難理解，其“堅定不移”的基礎是“忠誠”——對黨的忠誠，對上級領導的忠誠。
人們不禁聯想到路憲文當年在上級指示精神與群眾利益相左時所顯露的矛盾心態、焦慮心情，和時而默許部屬“變通”助民的行為，從而無法懷疑他對百姓的感情。
人們不禁聯想到路憲文因信陽事件而背負的罵名和被葬送的政治前途，他後來為平反奔波而終不遂願，不難想象他所承受的人生煎熬。
把他對黨的忠誠、對百姓的感情以及磨難的經曆結合起來，再聯想到他“最大的心願”——為後來的領導階層、為後人提供一個反麵教材，人們從中又將感受到什麼？
是可貴的“責任”。
路憲文臨終前對守在身邊的幾個老部下談到了這份“責任”：共產黨培養了我們，我們有責任為黨的前途命運盡忠；人民養育了我們，我們有責任為人民利益盡力。正是這種責任讓我臨死前留下這份回憶錄，既是為黨盡忠，也是為民盡力。
餘德鴻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側重兩個方麵內容，一是反思路線、政策、決策嚴重脫離實際的錯誤，二是反映民間疾苦。他的回憶文章發表在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上。
除此三人，還有許多信陽事件的親曆者也在忙著撰寫回憶文章。90年代中期起，信陽市的一批老幹部自發組織一個“征集辦”，發動全市所有健在的信陽事件見證人撰寫回憶錄，曆時近十年，終於整理出百餘篇文章並彙集成冊。這部厚厚的冊子曾起過若幹個名字，有《獻給黨的特殊“禮物”》、《留給後人的“財富”》、《莫給“舊傷”添“新痛”》、《“主人”的生命為何貧賤》等等，都因有“紮眼”、“帶刺”之嫌而放棄，最終確定一個平平無奇的名字：《信陽事件回憶錄》。確定書名的過程反映出這一代老幹部的真實心態——對黨“談教訓”，又不願“傷感情”。他們的確是一代忠誠的共產黨人。
書名是否具有震撼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撰寫的文章發出了心底的聲音，這種聲音足以震撼人心。
遺憾的是，這部代表著忠誠、浸透了心血的冊子找不到地方公開出版，至今仍是“地下讀物”。身為“地下讀物”而流傳甚廣，說明了它的價值，因此不乏有人感歎：共產黨應該把它視若珍寶，不知其物、不聞其聲豈不遺憾。
張樹藩、路憲文、餘德鴻以及許多人的回憶文章，無論內容有何不同，不管觀點有何差異，共同點卻顯而易見：總結曆史教訓，呼喚黨群關係。
其實，信陽事件留下的教訓到底有多少，最核心的教訓是什麼，從中央到地方的認識並無根本差異。人們之所以還要總結教訓，無非是希望共產黨今後少犯錯誤，希望中華民族少走彎路，這是一份忠誠，人們無法把忠誠視為多餘。
那麼，人們對黨群關係的呼喚如此強烈，該作何理解？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不可忽視。以下聲音有助於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原固始縣委副書記李光海說：我們黨從建立那天起，就立誌“為人民打天下”，我們黨把根本宗旨確定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黨一步步走向勝利也得益於人民群眾的全力支持，這說明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是魚水關係，不可分離。呼喚黨群關係是希望這方麵不要出問題，因為這方麵一旦出了問題就是致命問題。
那段時間，原固始縣委第一書記楊守績的老伴袁德繡忙著寫回憶文章，家裏什麼事都不管了。孩子們不理解，認為幾篇文章既解決不了問題，也改變不了什麼，純屬多餘之舉。她對孩子們說：你們的爸爸生前有兩個“決不改變”，一是對黨的忠誠決不改變，被開除黨籍那幾年，每個月照樣交黨費，自己保管；二是聯係群眾的作風決不改變，他恢複工作擔任地區鄉鎮企業局局長後，無論到哪裏檢查工作都堅持到職工食堂就餐，決不允許自己“遠離群眾”。你們必須理解一點——我們這代共產黨人來自百姓，在我們心目中共產黨和老百姓是“一家人”，黨的利益和群眾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大家都忙著寫回憶文章，對黨坦言教訓，提醒黨再不要犯脫離群眾的錯誤，咋能說是多餘的？黨好了，國家就好，百姓就好；黨再出問題了，誰都太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