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以極大的勇氣結束了極“左”曆史的中國共產黨舉起“撥亂反正”的旗幟，大批受極“左”路線迫害的人員相繼得到平反昭雪。但信陽事件中一批受到嚴肅處理的“反革命”遲遲未能等來好消息，他們依然舊罪在身。
他們終於不再等待，開始為洗刷自己的罪名而奔忙，為信陽事件平反而努力。他們堅持認為當年對信陽事件的定性是極“左”路線的產物，甚至連信陽事件這一叫法都欠妥當。
他們的努力熬走了三任省委書記，仍無結果。1985年，他們又滿懷信心地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反映情況，胡很快批示，大意是：信陽餓死許多人，是個嚴重問題。當時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有不妥之處（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得到正確處理）。但時隔幾十年了，也不可能再處理，不宜再推翻……
胡耀邦的批示代表了最高層的意見，徹底打消了他們為信陽事件平反的念頭。他們為此而遺憾……
幾乎所有了解真相的人都為他們的坎坷命運感到遺憾。人們一直認為這是當時的河南省委前任領導吳芝圃為自己找替罪羊，後任領導劉建勳又顧及前任麵子而造成的一起冤案。
對此，劉建勳生前也曾作過如下解釋：說是冤案，我承認，但其他說法值得商榷。當時吳芝圃堅持嚴肅處理十幾個地、縣級領導幹部，不能說完全是為他自己找替罪羊，實際上他是為中央的錯誤路線找替罪羊；說我是顧及吳芝圃的麵子，也不準確，準確說我是顧及中央領導的麵子。原因很簡單，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源在中央，誰能追究中央的責任？吳芝圃隻能追究下邊人。再者，中央領導說信陽事件的性質是“反革命複辟”，吳芝圃不找出一些“反革命”如何向中央交代？“找替罪羊”也好，顧及麵子也好，都是為了對中央有個交代，吳芝圃和我的苦衷很少有人能夠理解。為官有代價，那十幾個同誌付出的代價是蒙受冤屈，我和吳芝圃付出的代價是背了黑鍋。
胡耀邦的批示盡管為信陽事件徹底蓋棺論定，但一批未能洗刷罪名的“反革命”終獲輿論同情，他們的行政級別都被提高一級。垂暮之年，風雲已去，得此一遇，俸祿加厚，何憾之有？
隻是，他們心頭仍裝有更重的東西，不希望帶進墳墓。非但他們，就連在信陽事件中毫發無損的一些人，也心存此念。
1993年，信陽事件的三位重要當事人——當年的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行署專員張樹藩、行署辦公室秘書餘德鴻，都因身患癌症抱病撰寫信陽事件回憶錄，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大聲呐喊。
張樹藩撰寫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最先捧出，此文真實記錄了信陽事件發生的前後經過，認真總結了黨的路線、政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錯誤及教訓，深刻分析了極“左”路線對民主與科學的摧殘，大膽披露了百萬群眾被餓死的悲劇真相，等等。一場極大的生命悲劇，留給張樹藩的記憶和感慨或許很多，而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發出的呐喊是：
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區內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願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連的人民是多麼聽話，多麼遵紀守法，多麼相信黨啊……
無疑，埋在張樹藩心中最沉痛的曆史教訓莫過於“脫離群眾”，他不能不向自己衷心愛戴的黨獻出最後的忠心，提醒黨“永遠不要忘記群眾利益”。
張樹藩去世五年後的1998年12月，《百年潮》發表了他的這篇回憶文章。
張樹藩離開人世的當天，即1993年8月11日，路憲文也終於寫完了《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路憲文的回憶文章盡管最終未能公開發表，卻更受關注，因為他在人們的心目中是信陽事件的“罪魁禍首”之一，人們想知道他對信陽事件到底持有什麼樣的看法和態度。
路憲文的文章分列十三項內容：
首先認為黨中央將信陽事件隻理解為發生於信陽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不準確的。文中寫道：稱信陽事件不確切，因為當時餓死人的問題全國普遍存在；把信陽事件中的大批幹部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更是錯誤的。
其次稱胡耀邦對信陽事件的批示具有全局性意義。文中說：實際上，信陽事件是執行黨的“左”傾路線的結果，是五九年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正如胡耀邦同誌所講，“它是我黨建國以來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時隔三十餘年，我們黨應該有勇氣正視這個問題，應該反思這一事件發生、發展的曆史根源和社會根源，從中汲取深刻的經驗教訓。
接下來既有對信陽事件來龍去脈的回顧，也有對具體問題的分析；既有對中央決策層違背科學、輕視民主、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問題的批評，也有對自己推行錯誤路線、執行錯誤政策的痛徹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