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說法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沒有急於把中央工作組的情況報告呈給毛澤東，而是先找副總理李先念征求意見，因為他知道李先念對信陽事件的情況掌握得比較全麵。
李先念的觀點是：這十幾位地、縣級領導幹部都是從槍林彈雨中滾過來的，是黨和人民的忠誠戰士，哪能是反革命。他們在信陽事件中可能犯有錯誤，但沒有罪惡行徑，不能輕言殺頭。
周恩來也明確表態：信陽地區總共多少個地、縣委書記呀，河南省委卻要殺掉大部，這不叫革命行為，而是對自己的同誌不負責任，對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不負責任，國務院要把好這個關。
周、李達成一致意見，決定以國務院的名義起草報告，建議黨中央、毛澤東對在信陽事件中犯有錯誤的同誌“教育從嚴、處理從寬”。
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私下對毛澤東“吹風”說：聽說河南要殺掉信陽十幾位地、縣級領導幹部，多數是縣委書記，信陽群眾強烈抗議，準備找您“告禦狀”。我對這事有點納悶，我們共產黨要殺的應該是罪大惡極之徒，何以遭到群眾強烈反對？難道群眾和壞人站到一起了？
毛澤東笑著說：您董老反對殺人，可以明說，我毛澤東也不是劊子手嘛。這個“諸侯”要殺人，不能證明他比別人更革命，我看是想推卸責任。餓死人，錯在中央，我有責任，要殺頭我應該第一個伸脖子，輪不到地、縣委書記啊。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群眾要保的人，我們共產黨豈能不保。任何時候，共產黨都要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決不能成為對立麵。
種種傳說查無實據，至今也找不到相關文獻記載證明其真實性。能夠確定的是，諸多傳說代表了信陽人美好的願望，誰都不相信十幾位地、縣級領導幹部是反革命，誰都不希望他們成為刀下之鬼。
信陽人焦急地等待著中央的消息，他們盼望最終的結果能與種種傳說相符相合。
準確的消息終於傳出——關於信陽事件的情況報告終於送到毛澤東手中，毛澤東看後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說：我不相信有這麼多反革命，我還沒有殺過一個縣委書記，我的意見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
毛澤東的意見表明，他對信陽事件的態度已經發生極大的轉變，不再把信陽事件視為“反革命複辟”。政治局常委們自然還能感覺到，這位新中國的掌舵人有可能自此開始調整航向。
果然，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還指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以“十萬火急”的方式起草農村政策問題指示信，強調反對共產風，給農民創造有益於休養生息的政策環境。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喜不自禁，立刻指示辦公廳把毛澤東的批示發向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在周恩來看來，信陽事件不是孤立的，因為餓死人的現象全國普遍存在；如果因此殺了信陽地區這些地、縣委書記，全國其他地方又群起效仿，其後果將不堪設想。毛主席的這個批示不僅僅是針對一個信陽事件，而是對全國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意味著全國有許多擔任領導職務的同誌能夠免遭殺頭之災或牢獄之苦。
信陽十幾位地、縣級領導幹部的性命之危解除了，行署專員張樹藩從中央工作組處得知毛澤東的批示後，立刻驅車急奔關押原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的監獄，把好消息告訴了老搭檔。路憲文抱著張樹藩泣道：“我們黨有這麼英明的領袖，有那麼多你這樣好的同誌，身為黨的一員，我路憲文三生有幸啊，遭遇再大的磨難也不會灰心。”
路憲文敞開胸懷對張樹藩盡掏肺腑之言，其中多含歉意。獄中的日子給他許多反省的機會，使他認識到了自己的許多錯誤，包括在張樹藩遇到不公正的處理時，他對省委主要負責人錯誤決定的迎合。張樹藩自然不在意過去與老書記之間的衝突，他能夠理解路憲文的難處，相信路憲文主觀上絕無整人之心。張樹藩在意的是老書記和十幾位縣級領導幹部的安危，眼下他們得救了，他除了高興不想別的。他對路憲文說：“我們之間本來就無個人恩怨，無非是工作上的摩擦，都過去了，再不提那些。從現在起，我們該想的是走出這裏以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