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汝南縣委第一書記付太良的一席話讓提審員也感到茫然。他說：“我這人最大的特點就是聽黨的話，想來想去就有一件事唱過反調。糧食產量‘放衛星’時，我想不通，認為是吹牛，所以不管上麵咋要求，我們縣一個‘衛星’也不放。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批評我思想跟不上形勢，我說隨你咋批，我就是不吹牛，就是不說瞎話，小麥畝產140斤實打實不變。你們說，這種行為不能叫反革命吧？我也想了，自己最大的責任是餓死群眾了，可誰都清楚，我們這一級領導幹著急沒辦法，從發現群眾挨餓就向上麵要糧食，要麼要不來，要麼是你要一袋他隻給一瓢，能不死人嗎？如果這事算反革命，我看在死人的份上，屈死也認！老百姓命都沒了，我受屈算啥？”
顯然，突擊提審的結果並不令人滿意，因為這些“重犯”無一承認其“反革命罪行”。
突擊提審陷入僵局，專案組不得不另辟途徑：從外圍搜取“罪證”。
專案組在信陽地委機關召開座談會，又到幾個縣、社廣泛調查，幾乎所有人對路憲文的評價都是：這個人執行黨和上級的指示最堅決，想讓他走樣都難，典型的“老革命”，不可能是“反革命”。餓死人能是他的罪嗎？是省裏不給糧食。要說問題，工作作風太專橫，可這與“反革命”不沾邊啊。
專案組來到固始縣，發現基層幹部群眾對楊守績的評價更高。一位村支書說：楊書記要是反革命，俺縣幹部堆裏就沒好人了。聽說省裏還想殺他，咱共產黨咋能剁自己的手足？肯定有壞人陷害他，你們再不放人，俺老百姓就找毛主席，替楊書記叫冤！
專案組對付太良的外圍調查尚未進行便取消了，因為汝南縣已有幾批群眾到中央工作組為他們的書記鳴不平，強烈要求放人。專案組急忙到中央工作組駐地解圍，對群眾做解釋工作。
專案人員越來越感覺到納悶：這些人若是反革命，怎麼在群眾中有如此高的威望？人民群眾不可能擁護反革命呀。專案人員對這批“反革命”的好感似乎與日俱增，因而態度也悄然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像當初那樣抱著一種仇恨的心態對待這批“反革命”了，主觀上也不願“挖地三尺”查找“反革命罪證”了。換句話說，專案人員在辦理此案過程中盡量向客觀事實靠攏了，他們希望客觀公正的調查結果能改變省委最高權威人物的態度，最終使無辜者脫離厄運。
隻是，專案人員的態度決定不了什麼，因為路憲文和他手下的十幾位縣級領導幹部的命運掌握在省委最高權威人物的手中，在省委最高權威人物沒有明確改變態度之前，專案人員還得執行既定方針，這一點誰都非常清楚。
中央工作組對省委組織的突擊提審也持否定態度，尤其對“內定死刑”問題提出了異議，並建議河南省委對這些被關押的地、縣委書記的定性和處理要“以事實為依據，不可妄斷”。但河南省委最高權威人物對中央工作組的意見似乎並不在乎，仍要求專案人員不可懈怠，加緊對“反革命”的嚴審工作，直到其“低頭認罪”為止。
中央工作組對“一方諸侯”的影響力似乎有限，更無法強行改變其意誌。也難怪，作為中國的農業大省，河南的地位舉足輕重，並一直扮演著“大戶”的角色。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中，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對河南及這位“諸侯”的賞識眾人皆知，這種特殊的背景和這位“諸侯”跋扈的作風，決定了在這個地盤上他的意誌決定一切，除了毛澤東，恐怕無人可以改變他的任何決定。
正因為如此，中央工作組在向中央上報“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情況時，同時上報了河南省委對在押的十幾位地、縣級領導幹部的傾向性處理意見，尤其注明了眾多群眾對此事所表現出的強烈不滿情緒。毫無疑問，中央工作組希望把這批在押的地、縣級領導幹部拉出死刑犯名單，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這件事交給中央“聖裁”。
此後傳出了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時任國務院辦公廳秘書長的習仲勳最早接到中央工作組的情況報告，對河南省委將十幾位地、縣級領導幹部“內定死刑”一事感到驚訝，深夜接通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的電話交換意見，希望河南省委對這十幾位地、縣級領導幹部的問題慎重定性、慎重處理，言下之意自然是要保護他們。有人分析，習仲勳之所以這樣做，基於兩個原因，一是覺得對十幾位地、縣級領導幹部所犯錯誤的定性、處理明顯過重，他不讚成把犯有錯誤的同誌一棍子打死；二是考慮到報告一旦呈給毛澤東，盡管毛澤東對“人命關天”的事一向極為慎重，但萬一他圈閱“同意”呢？十幾位地、縣級領導幹部豈不死定了。如果把工作做在前麵，說通河南省委改變態度，十幾位地、縣級領導幹部的性命之危便可解除。但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對習仲勳隻是打哈哈。習仲勳並未就此放棄，又打電話給中南局的領導溝通，希望中南局的領導出麵，盡可能勸說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改變過激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