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評價說，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的確幹了一些錯事，那些有罪的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大饑餓是全國性的事件，是由“大躍進”以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造成的，從更深一層講，是由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造成的，把責任完全推給基層幹部，讓他們做替罪羊，這顯然是不公正的。
一向很少表態的趙定遠難掩憤言了，對張樹藩說：“他瘋狂了，以後咋收場呀？”趙定遠指的是吳芝圃，他認為眼前的局麵是吳芝圃造成的。
張樹藩更憤然道：“何止是瘋狂，我看是喪心病狂！”張樹藩也同樣認為是吳芝圃在造孽。
信陽地委兩位領導的憤然並無用處。
這天早飯時，吳芝圃手裏拿著一張紙條，極不高興地對趙定遠和張樹藩說：“你們看看，有人把這東西放在我房間，階級鬥爭還相當複雜！”
兩人傳看，隻見紙條上寫著：吳芝圃，數你壞，群眾餓死你不管，抓人倒比救人快。
趙定遠看後，沉著地說：“吳書記，您先別在意，我們想辦法查。”
吳芝圃擺下手，說：“還用想什麼辦法？根本不用查，真革命就不怕挨罵。樹藩同誌，你說呢？”
張樹藩略加思索，說道：“我在想，我們抓了那麼多人，有那麼多反革命嗎？”
吳芝圃冷冷反問道：“你認為抓多了嗎？這張紙條說明，還有漏網的！”
張樹藩也冷冷問道：“連村支書都抓光了，還能抓什麼人？”
吳芝圃厲聲道：“你張樹藩的思維方式是不是有問題，為什麼總是和省委的想法不一致？你永遠比省委高明嗎？要擺正位置！”
趙定遠悄悄拉一下張樹藩的衣袖，張樹藩忍住不再說話了。他也明白，口舌之爭無濟於事，對手畢竟是省委第一書記，而且是個從來聽不進他人意見的“家長式”領導，更何況這位頂頭上司此舉另有目的。
當天，吳芝圃親自坐鎮地委常委會，作下一步工作分工。吳芝圃首點張樹藩負責“特訓班”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而張樹藩一口回絕。他說：“我在信陽工作十幾年，我弄不明白那麼多人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反革命！我張樹藩不相信自己的戰友是反革命，要我負責整他們，下不了手，堅決不幹。”
會後，趙定遠對張樹藩說：“咱倆總要有一個抓‘特訓班’，不然咋保護那些同誌？你就安心抓生產吧，這事我去幹。”
信陽地區開展大規模“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初期，張樹藩又被省委劃為“三種人”之一的“糊塗人”，即對“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不理解者。另兩種人是“明白人”和“犯有嚴重錯誤的人”。“明白人”指積極擁護“民主革命補課”運動者，“犯有嚴重錯誤的人”是指在信陽事件中負有重要責任者。
趙定遠為此上門寬慰張樹藩，張樹藩笑起來，說：“我是‘老運動員’了，每次運動大小總有點事，早習慣了。說我是‘糊塗人’沒關係，隻要沒糊塗到整自己的同誌就行。”
信陽地區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給當時的百姓留下許多話題，最流行的有兩句評語，一句是“共產黨左手打右手”，另一句是“吳芝圃抓人的勁頭比救人大”。
其實，把信陽地區開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擴大化的問題完全歸結在吳芝圃頭上並不公平。因為這個時期在信陽起主導作用的還有中央工作組，在事件定性、補課對象、補課規模等一係列決策上，吳芝圃無法一人說了算。說到底，擴大化是中央造成的，吳芝圃隻不過在積極配合。
由於毛澤東的批示，由於中央許多大員的附和，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這場“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不可能不擴大化。
由於信陽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複辟”，因此，在對主要責任人定罪的問題上，中央監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領導人曾經擬定：在信陽，大縣殺800人，小縣殺400人，每個大隊殺3～5人，全區殺上萬人。
“大開殺戒”的方案的確令人感到恐懼，所幸，毛澤東和中央沒有批準。這是後話。
真正的“敵人”是自己
不妨說，共產黨一統江山後，真正的“敵人”是自己。經濟建設中無視科學規律的“大躍進”運動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極“左”思想下形成的高壓政治局麵；“反右鬥爭”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對人性的極大傷害；黨內特權造成的腐敗現象日益嚴重；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的演變——“密切聯係群眾”演變為“密切聯係領導”，“批評與自我批評”演變為“表揚與自我表揚”，“理論聯係實際”演變為“理論聯係實惠”，如此等等不都是共產黨自身的問題嗎？從50年代至今出現的這一係列問題日益影響到共產黨的自身建設，影響到共產黨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和地位。
共產黨應該懂得“戰勝自己”的重要，必須有正視自身問題的勇氣，必須有解決自身問題的辦法，隻有戰勝自身的缺陷和錯誤，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才能贏得百姓的信任與擁戴，才能增強帶領民族遠征的力量。否則，必將付出代價，這種代價對黨自身、對國家、對百姓絕非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