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藩冷笑一聲，對吳芝圃說：“芝圃同誌，你真的一點也不知道情況嗎？給我戴‘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不就是省委批準的嗎？不就是你親自安排的嗎？既然是省委批準的，批鬥我的根據是什麼？不就是因為我在省委擴大會上反對虛報產量嗎？不就是因為‘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不‘反瞞產’反而卻拿出700萬斤糧食救濟群眾嗎？不就是因為我反對弄虛作假沒和你保持一致嗎？直到餓死人後，地委多次向省委反映情況，而你一口咬定是‘疫情’，這些事難道你都不記得了嗎？”
張樹藩一陣連珠炮般的發問，搞得吳芝圃相當難堪。這時陶鑄截斷了張樹藩的話，說：“不要再往下說了，我們都清楚了。”
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的表情顯得有些沉重，似乎想說什麼卻欲言又止。來信陽之前，他已詳細看過中央工作組呈上的調查報告，對信陽發生的這場悲劇異常痛心。他太熟悉這片土地了，他太了解這裏的人們了，因為這裏是他浴血奮戰過的地方，他的艱難、他的輝煌、他的情感，都已深深刻在了這片土地上。此次信陽之行前夕，毛澤東對他說：你去好，大別山曾經是你的地盤，那裏的人都佩服你李先念。你去告訴他們，我們有錯，有錯必糾；我們有愧，有愧必償。
毛澤東的態度讓李先念得到些許寬慰，卻也給他內心增添了幾分矛盾。兩年前，麵對各項經濟指標過熱的局麵，中央領導層出現了“反冒進”的聲音，其中便有李先念。正急於實現“躍進式發展”的毛澤東對此大為不滿，公開大批“反冒進”，說“有人離右派隻有50米的距離”！以毛澤東當時的威望和權威，麵對他的怒氣無人不戰戰兢兢，李先念等務實派的確無能為力，致使冒進之勢愈演愈烈。眼下全國的局麵，包括信陽事件的出現，無疑印證了冒進的錯誤，毛澤東自然明白這一點，否則他不會對李先念說出“我們有錯”這句話。毛澤東的這句話讓李先念感到心中踏實了許多，因為這不僅意味著籠罩在他心頭那塊“離右派隻有50米的距離”的陰影消除了，更重要的是，一個左右中國命運的首要人物的頭腦開始冷靜了，一線令民族擺脫困境的曙光出現了。
可是，李先念對“有錯必糾”無疑心存餘悸。誰都明白，全國的冒進局麵體現了毛澤東的意誌，而冒進帶來的是災難性的後果，假若真的細究，豈不要毛澤東承擔責任？就當下的政治氣氛和政治環境以及毛澤東的個人威望，無人敢於這樣做。可是毛澤東要求“有錯必糾”，又不得不糾，這個分寸如何把握？李先念思前慮後，最終給自己定下一個原則：隻做不說。
剛才吳芝圃與張樹藩的對話，李先念都聽得明白，他反感吳芝圃推卸責任的態度，他欣賞張樹藩直言不諱的作風，但反感與欣賞都被掩在心裏。他對陶鑄說：“我們先聽聽河南省委、信陽地委當前的工作安排和打算吧。”
吳芝圃從尷尬中恢複常態，首先彙報說：河南省委已反複、認真學習了毛主席的批示，我們將全力以赴打擊反革命，搞好“民主革命補課”。
李先念聽後，沉思片刻，對大家說：“毛主席已經宣布不吃肉了，要和全國人民一起共渡難關。眼前最重要的事，是安排好群眾生活，安排好生產。我們再不能犯重複性的錯誤，我們要在今後的實際工作中彌補過失。”
吳芝圃立刻表示：我們一定落實好李副總理的重要指示，把河南的工作做好，把信陽的問題處理好。
李先念、陶鑄原本要在信陽多停幾天的計劃突然改變，第二天便急忙返回北京。臨走之前，陶鑄單獨對行署專員張樹藩交待道：先念同誌讓我轉告你，近期在沒有接到中央的明確指示情況下，對信陽一切問題的處理，地委要敢於參與意見。
張樹藩明白，兩位首長的意思是不能讓吳芝圃繼續在處理信陽的問題上一手遮天。
李先念、陶鑄急忙提前返京事出有因。吳芝圃要“全力以赴打擊反革命，搞好‘民主革命補課’”的工作打算讓李先念深感不安。他明白，毛澤東對農民的感情極其深厚，得知大批農民被餓死定會怒不可遏，但把信陽事件定性為“反革命複辟”的批示顯然過於嚴厲了，這意味著將有大批幹部被定為反革命而蒙受冤屈。毛澤東的批示給一些動機不純的人帶來可乘之機，他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以“落實毛主席指示”為借口，大肆抓捕“反革命”，以達到清除異己、推卸責任的目的。李先念決心阻止這種局麵出現，但他必須首先盡快說服毛澤東改變對信陽事件的定性，否則信陽將雪上加霜。
當麵表態“一定落實好李副總理的重要指示”的吳芝圃，並未把李先念的“重要指示”當回事，他有更關緊的事要做。就在李先念、陶鑄等領導人離開信陽的第二天，吳芝圃便急忙趕往固始縣，親自布置召開萬人大會。當時沒人知道吳芝圃召開萬人大會的目的，縣委第一書記楊守績想問個清楚，吳芝圃隻是冷冷地告訴他一句話：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走進大會會場，楊守績發現情況有些異常，他看到會場加強了警力布置，於是預感到要出什麼大事。楊守績走上主席台，拿起話筒宣布大會開始，請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講話。
吳芝圃接過話筒，大聲講出的第一句話竟是：我代表省委宣布，立刻逮捕反革命分子楊守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