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榮還說，有很多縣、社，鑽進來的五類分子、地主惡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動會道門、特務可是不少。應當肯定有的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反革命集團。石紹舉有一班人，經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鬧一氣，為了提拔壞人把地主改成富農。徐錫蘭也是提拔了一批壞人搞壞事。馬龍山問題更大，和香港派來的特務有勾結。分析起來，這個地區土改不徹底。現在專案不少，都要查，信陽已有三五千了。
擔任中央工作組組長的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也說：
從信陽和其他地區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證明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對勞動人民實行瘋狂的階級報複，是階級敵人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辦國民黨的事，是反革命複辟。信陽地區的黨政組織的領導權被壞人奪取了，變質了，基本上爛掉了。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初步調查是地主出身，入黨後私自改為中農，抗戰時期和托派張慕陶有關係。其他5個書記，除1個被打擊排斥以外，4個書記對信陽事件都有嚴重罪責。地委基本上爛掉了。全區18個縣市先後任縣委書記20人中，初步查出2個當過漢奸，12個蛻化變質，其中9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兒做老婆。這14個人當中70％都有嚴重問題，現已停職反省。在職6個當中，1個當過偽保長，1個犯過嚴重錯誤，另4個待繼續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羅山5個縣的縣委委員共41人，有鑽進黨內的漏網富農，日偽保安隊員、維持會長、三青團、強奸犯4人，蛻化變質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這29人占總數的70％。
中央工作組的報告和一些大員的講話看似有根有據，但以此證明信陽事件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顯然牽強了。
比如，說九個縣委書記娶地主的女兒做老婆，以此判斷他們是“反動階級的利益代表”，並無說服力。有人就問，中央領導人中有娶了大資本家的女兒做老婆的，還有不少高官的老婆也是出身地主、富農家庭，能因此就說他們是“反動階級的利益代表”嗎？
比如，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及幾個縣委書記、副書記出身地主、富農等“剝削階級家庭”，因此把他們說成“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同樣不具說服力。因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共產黨軍隊的總司令朱德出身舊軍閥，能說他們是“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嗎？
比如，稱信陽的大批幹部以“反右傾”作掩護，大搞“反瞞產”、大搞階級報複，餓死群眾是“階級敵人大謀殺”，誰能相信？因為“反右傾”、“反瞞產”都是中央、省委的部署，下麵的各級幹部都是忠實的執行者，餓死群眾若是“謀殺”，也該上麵負責，怎可歸罪基層領導？
至於說信陽地區的各級領導權基本掌握在“國民黨反動派”手裏，就更離譜了。以潢川縣為例，稱全縣12個公社中，6個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6個已蛻化變質。在178個大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46個，占總數的82％；部分爛掉的25個，占14％。在1710個生產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100個，占總數的703％；部分爛掉的有360個，占21％。這種結論無人相信，共產黨的天下怎可能挑選“國民黨反動派”掌權？
如此種種，令人疑竇叢生。但許多人明白，這是“政治需要”，而且是最大的“政治需要”，因為關於信陽事件的一切說法和做法都必須配合“最高聲音”。
既然如此，新的政治高壓便不可避免了。
就在地、縣領導班子徹底改組之時，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以及中南局書記陶鑄、王任重等，在吳芝圃的陪同下也匆匆趕往信陽。這些共產黨決策層的高級領導人物似乎被毛澤東的批示搞得措手不及。
負責接待的行署專員張樹藩把李先念等迎進解放軍第五步兵學校，在會議室剛落座，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便先說話了。他對張樹藩說：“樹藩同誌，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被蒙在鼓裏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麼不找我談談？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發生這麼大的事了嗎？”
地委領導班子改組，張樹藩被留任，許多人把他視為信陽事件中的英雄。但此時的張樹藩十分冷靜，他不認為自己一點責任也沒有，隻是責任輕點而已；他也不讚成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路憲文，更反對把路憲文說成“罪魁禍首”。所以班子改組後張樹藩很少說話，尤其是對涉及誰是誰非、領導責任的話題盡量回避。這次負責接待中央和中南局的領導，張樹藩本不打算多說話，但聽吳芝圃這麼一說，他覺得不能不戳穿謊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