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雞公山會議對信陽地區發生的大饑餓事件查找出兩點“工作失誤”：
在大旱之年糧食減產的情況下，大搞“反瞞產”運動，繼續實行高征收政策，為後來發生的大饑餓事件埋下了禍根；
在餓死人的情況出現後，不但沒有及時放糧，反而強調“瘟疫說”，錯過了救人的最佳機會。
這兩點“工作失誤”寫進了這次雞公山會議紀要。了解那場悲劇的人們自然會覺得過於輕描淡寫了，因為一場大悲劇產生的沉痛教訓不是幾點“工作失誤”可以交待過去的。但熟知當時政治環境的人們也明白，在不講科學、不講民主、極“左”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年代，能做到這種程度已實屬不易。
這次雞公山會議還作出一項重大決定：逮捕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並要求將其判處死刑。馬龍山的主要罪行是打死縣委副書記張福鴻。在大饑餓發生後，地區農工部部長來光山縣了解災情，建議光山縣委適當給農民分點自留地，允許農民自家種菜，以解糧荒之憂。這本是一個好主意，但省委知情後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求嚴查。地區農工部部長聲稱“毫不知情”，推卸責任以求自保，主抓此項工作的光山縣委副書記張福鴻自然成為“替罪羊”。但張福鴻覺得冤枉，對調查組聲明任務是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布置的，自己隻是執行者。馬龍山更怕承擔責任，私自提審張福鴻，逼其“認罪”，未能得逞。幾天後，張福鴻被活活打死，定性為“畏罪自殺”，調查草草收場。
這次雞公山會議紀要中的兩點“工作失誤”在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眼裏絕非輕描淡寫。他為這次雞公山會議定調“肯定大好形勢”，卻搞成了查找問題、批判錯誤、總結教訓；他明令會議批判“想翻案”的行署專員張樹藩，卻被會議拒絕執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孤立了，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於是顯得焦躁不安。
然而，這次會議呈現的批評新風足以令眾人重視。會上受到嚴厲批評的路憲文，若幹年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前來看望自己的那些老部下說出一段發人深省的話：當年，我們滿腦子都是“忠誠”二字，黨叫幹啥就幹啥，執行指示不走樣，結果餓死那麼多百姓，犯下那麼多錯誤，教訓在哪兒？在完全不分青紅皂白地“愚忠”。那時候樹藩同誌敢說真話，敢唱反調，敢批評上麵的錯誤，結果總挨整。雞公山會議開得好啊，敢於批評多可貴啊，希望我們的黨珍惜“批評”這種忠誠，再也不要犯聽不進批評意見的錯誤了……
這是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心聲，這是一個曾被開除出黨卻依然保持忠誠不變者的期望。共產黨不能辜負這種忠誠！
把忠誠獻給真理
共產黨的隊伍是支忠誠的隊伍，“堅決聽黨的話”、“永遠按黨的指示辦事”，諸如此類的話無不顯示一代共產黨人的忠誠之心。的確，共產黨有資格享受這種忠誠，這是靠鮮血與輝煌的曆史換取的。
問題在於，這種“忠誠”在“大躍進”、浮誇風、“反瞞產”等一係列錯誤中依然如故，似乎值得考問。我們能否考問它的封建色彩？因為我們民族受愚忠思想束縛太久，付出的代價太多；我們能否考問它的非理性？因為不辨是非的“忠誠”已被證明非但毫無價值，且往往成為錯誤的幫凶。
共產黨人的忠誠需要回歸理性，即“忠誠於真理”。當年，共產黨人敢於糾正最高領袖的錯誤路線，不正是因為“忠誠於真理”嗎？共產黨星火燎原的曆史正是堅持真理的曆史，共產黨曾經遭受過的失敗也無一不與“遠離真理”有關，共產黨的成功與失敗皆係於真理，共產黨人的忠誠難道不該投入真理的懷抱嗎？！
自然，“忠誠於真理”需要批評的勇氣，批評遠離真理的政策和行為以維護崇高的真理，被人稱作“第二種忠誠”，也是共產黨的優良傳統。無疑，批評能夠糾正錯誤，減少失誤，幫助共產黨興盛大業。假若自上而下都具有批評的勇氣，錯誤路線還能橫行無阻嗎？50年代那場巨大的生命災難還能形成嗎？這不正說明“第二種忠誠”不可或缺嗎？
遺憾的是，“第二種忠誠”遠沒有“讚頌”那樣容易被接受，時至今日“表揚與自我表揚”倒成大觀，此非善局。莫怪人們越來越缺少開展批評的勇氣，其因何在不言自明，共產黨隻需把“勇氣”還給忠誠的追隨者，定有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