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商城，看到還在修水利。縣委副書記告訴調查組，商城死了幾萬人。從商城到新縣（將軍縣），路上看到一個婦女趴在路邊不動，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還有氣，就把她帶到公社，讓食堂給點吃的，活過來了。在光山縣潑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談，他們都說家裏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山東肥城人，南下幹部，他說的死亡人數少。從光山縣回到信陽路上，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男青年死在路邊，屍體上爬滿了蒼蠅，天熱了，屍體有氣味。我們回到信陽地委，找到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希望他加強救災措施。我問路憲文，死這麼多人，是不是壞人破壞造成的？路回答說，不可能是壞人破壞，餓死人的原因是浮誇，加上吃食堂。如果讓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至於死這麼多人。專員張樹藩見到我哭了，我問死了多少人，張說40萬。這40萬是公安局說的數字。我怕這個數字站不住，我讓我帶的兩個人在監委會上向各縣監委書記分頭核實各縣死亡人數（後來告訴我105萬）。我再到確山看一看，又到許昌看一看。在許昌停一天就回到鄭州。到鄭州核對，也說信陽死了40萬。在鄭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當時毛主席也在鄭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餓死40萬，這是建國以來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彙報這事。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去。我在鄭州參加了毛主席接見省幹部的活動。
吳芝圃讓農業書記找我談。我說，路上還有死人，救災力度要加強，建議水利工程要緩一緩。
我們在河南除調查了信陽以外，還看了其他地方。我認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區一是信陽，第二是南陽，第三是許昌。我們心裏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調查情況寫了一個書麵報告。中央監委還沒有上報中央，譚震林就不同意這個報告。他是書記處書記，是副總理，分管農業的。對這個報告意見不一致，就沒法上報。
中央監委常務書記劉瀾濤又派公安部的於桑等去調查。於桑調查的數字是60萬。這時才以王從吾的名義寫了報告送給劉少奇。劉少奇批示：“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劉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
1960年10月，我們第二次去信陽。我帶了三個人（有中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個人。這次調查的數字是餓死人100萬。我從信陽到新鄉了解情況，看到原陽也餓死了人。我親眼看到一個戴皮帽子的人餓死路邊。在原陽我接到電話，中央要我回去彙報。我回北京後，安子文聽了我的彙報，聽完彙報後他給周恩來總理寫了報告……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四名幹部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處。10月24日，李富春將這一調查材料報送毛澤東。26日上午，毛澤東在李富春送的報告中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周恩來看了調查材料後，感到問題嚴重，隨即向毛澤東主席談了對信陽事件的看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報信陽事件。周恩來在會議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說：“信陽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我有責任，原來沒有一個人彙報，中央不知道。”會議上周恩來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彙報。由周恩來親自點將所組成的工作組是高規格的，組長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副組長是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他們率領從三個單位抽出來的幾十人前往信陽地區……
錯行必遭曝曬
“放衛星”虛假成錯，高征購一錯再錯，“反瞞產”錯上加錯，不放糧大錯特錯，“捂蓋子”一錯到底，信陽事件的演變過程是“堅持錯誤”的過程。“堅持錯誤”隻會獲得滿藤惡果，巨大的生命災難足以證明這一點。
正因為有人“捂蓋子”，才有楊守績急電北京“越級”反映情況的行為，他因此授人以柄，遭到責難。而拿“組織紀律”說事者何不自問：本級可曾盡責？你不盡責，不作為，甚至百般掩蓋矛盾和真相，下級不“越級”能解決問題嗎？這種現象至今屢見不鮮。
錯而不糾是失職，欲蓋彌彰是掩惡，開脫罪責是喪良，錯行最終必遭曝曬，這是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