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懼險阻“炮翻山”
——楊守績急電北京“揭蓋子”
張富鬧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坐立不安。吳芝圃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自己被一個“小人物”搞得如此被動，不得不費番心思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事情。可能發生的事情自然是中央派人前來調查情況，河南省委必須對中央有個說法。
吳芝圃開始籌劃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吳芝圃籌劃的並非是盡快下撥糧食的方案，而是要千方百計證實信陽發生的“疫情”。他下令省防疫隊開赴信陽，要求“一定要查清疫情”。
誰都明白群眾大量死亡與“疫情”毫無關係，誰都覺得吳芝圃的“疫情說”荒唐透頂，人們無法理解吳芝圃為何如此頑固不化，甚至對他無視事實的態度產生了深深的憎惡。
但人們忽略了一個“政治家”的心態，隻把吳芝圃當作“凶神惡煞”看待，這並非完全公允。
吳芝圃自然知道群眾大量死亡的真實情況和真實原因。入冬以來，各地關於餓死人的報告接連不斷遞交省委，省委領導班子的其他成員也紛紛當麵向他彙報情況，然而，甚至在幾個地委書記共同求見、洛陽地委書記紀登奎怒言“再不信我們就把死人抬到你辦公室”這種情況下，他仍堅持“疫情說”不改口。
到底為什麼？吳芝圃自有苦衷，這是“政治家”的苦衷。
苦衷在於：其一，“疫情說”來自北京。餓死人的情況發生不久，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宣教動態》發文：據國家衛生部報告，目前在山東、河南、江蘇等11省、自治區發現腫病患者105萬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山東最為嚴重，其次是河南……
此文把患腫病的原因歸結為四點：一、因口糧緊張，群眾以為多吃鹽可以增加體力，因吃鹽過多引起代謝障礙導致浮腫；二、食品單調，長期未能調節，脂肪蛋白質嚴重缺乏或不平衡；三、以往曾有腫病史未能根治，今年複發；四、原患有慢性病、貧血，身體虛弱，年齡大，腸胃不好。
中宣部極力回避“饑餓引起浮腫”這一問題，把全國的口徑統一到“四點原因”上，自此統稱“疫情”。“疫情說”是中央的口徑，發明權不在河南。吳芝圃自然明白大量群眾是被餓死的，但中央對此事並未改口，他豈敢不與中央保持一致。這就是吳芝圃始終堅持“疫情說”的原因。
其二，若承認大量群眾是餓死的，就必須得承擔“反瞞產”的責任。“反瞞產”遍及全國，國家多征購了數百億斤糧食，卻使千家萬戶斷炊送命。這個責任自然無人承擔得起。更重要的是，若承認大量群眾是餓死的，最終人們必然要把罪責歸咎於“大躍進”。吳芝圃不得不想，“大躍進”是中央的決策，誰敢否定？誰也否定不了。既然如此，他豈敢與眾不同。多少次的政治風浪告訴他一個基本經驗：維護中央絕無大錯。
曆來與省委“保持一致”的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的言辭卻發生了些許變化，他在地委常委會上說：“我們要開辟兩條戰線，一條是防‘疫情’蔓延，一條是防饑餓發展。總之，不能再眼睜睜看著越來越多的人倒下去。”
1960年新年過後，路憲文趕赴固始縣，那裏的死亡人數已過萬，似要進入爆發期。路憲文很清楚，這個人口近百萬的大縣在“反瞞產”中受到的傷害最大，眼下的處境也最困難，死亡數字極有可能成為全區之最。他親自趕赴固始縣，目的是想把死亡數字降下來，因為這個人口大縣的死亡數字大小直接影響到全區的人員死亡比例。
陪同省防疫隊正在楊集公社調查“疫情”的固始縣委第一書記楊守績聽說地委第一書記到了縣裏，卻未急著趕回縣城迎接，還對身邊人說：一袋糧也帶不來，他來管屁事。
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在縣城未等到楊守績，隻好趕到楊集公社。他在楊集看到的情況比預想的還要嚴重，心情十分沉重。他對楊守績說，無論如何要把“疫情”控製住，減少死亡。
楊守績已經陪著省裏來的防疫專家轉幾天了，壓根沒發現什麼“疫情”，而地委第一書記眼下仍要求他控製“疫情”。他不禁心頭火起，不顧當著眾人，吼叫道：“浮腫病完全是餓出來的，人都是餓死的，為啥還往‘疫情’上扯？你光要求我們保護好群眾生命，給糧食呀，不給糧食靠啥保護群眾？！”
大庭廣眾之下被部下一陣狂吼，著實有傷麵子，這種情形路憲文已多次遇到。若在過去，以路憲文的權威與秉性，他絕對無法容忍。而這一次，路憲文不得不忍，因為他覺得楊守績盡管態度不恭，講的話卻完全正確，這樣的話他對省委第一書記也說過。路憲文歎口氣，走近楊守績，平靜地說：“你可以吼給我聽，我也想大吼幾聲，可吼給誰聽？把火氣先壓一壓，最重要的是想想辦法，揀最重要的事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