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希賢勸他們說：“兩雙舊皮鞋能換幾個錢？連買火車票都差得遠，路上還要吃，還是回家吧。”
但兩個複員軍人表示：坐不起火車就步行，走不動路就爬，就是死也要死在去北京的路上！
兩個複員軍人出門後，秦希賢追出去，塞給他們20元錢，好讓兩人進京途中能寬裕些。錢不多，因為秦希賢家中沒有積蓄，拿出這20元後，剩下的錢應付一家人當月的生活就吃力了。
兩個複員軍人走後，秦希賢牽腸掛肚，總擔心兩人到不了北京就有可能餓死或累死在途中，畢竟路途太遙遠了。擔心之餘，秦希賢也被兩個複員軍人舍命赴京的精神所感染，同時更理解了丈夫不屈不撓向上反映災區真實情況的行為。想來想去，她決定解除自己“看管丈夫”的任務，幫助丈夫完成進京向黨中央反映情況的心願，並陪同前往。
秦希賢知道，購買進京火車票須出示蓋有公章的介紹信，顯示購票人的真實身份，這是省委嚴防有人向中央反映災區真實情況的“非常措施”之一。丈夫已成為省委嚴防的“重點人物”，火車站售票處早已接到“對張富不售進京車票”的指令，要想購到進京車票，隻有她去。
家裏的錢已不夠購買兩張進京車票，秦希賢隻好忍痛去銀行賣掉自己的首飾，換來120元。
夫妻倆終於來到北京，原計劃先找董老（董必武）反映情況，因為張富曾是董必武的部下，反映情況比較方便，但他們打聽不到董必武的住處，未能如願。夫妻倆四處打聽，總算找到了中央監委（中紀委前身）辦公地，把信陽災區的真實情況反映給值班的同誌。
從中央監委的同誌口中，張富得知餓死人的情況全國各地普遍存在，並非信陽地區獨有。張富對此更加迷惑不解，問中央監委的同誌：“既然是全國性的大難，中央為啥還不趕快下手解決問題？”
中央監委的同誌說：“有關餓死人的情況，各地政府都未正式上報，有的還在封鎖消息，中央目前得到的消息幾乎都是來自民間渠道。請相信，目前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多久，中央會很快全盤解決問題。”
張富離開中央監委，心情輕鬆了許多，他對妻子說：“來趟北京不容易，你去故宮、長城轉轉玩玩。”
妻子說：“回家的路費都沒有了，我正盤算著找哪個熟人借錢，哪還有心思玩。”
夫妻倆未能在京久留，借了50元路費匆忙返回河南。
此次北京之行，張富如釋重負，因為他終於完成了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使命，並且堅信中央很快會有英明決策。
可妻子卻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家門的，她總有一種不祥之感，盡管猜不準“不祥”是什麼，卻能預感到它正在步步逼近。所以她對丈夫說：“咱家以後的日子可能不好過，你得有思想準備。”
張富明白妻子的意思，毫不在乎，說：“向黨中央反映情況是對黨忠誠，為民說話是愛護百姓。幹革命是為啥？是為人民，不是為自己，所以我不怕受打擊。”
妻子的擔心很快應驗，張富回家的第二天，就被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
時隔三日，妻子秦希賢也被下放到商城縣農村“勞動改造”，她的問題自然是非但未能完成組織交給的“看管丈夫”的任務，還隨同丈夫進京告狀，“辜負了組織信任，違反了組織紀律”。
所幸，中央調查組及時到來，張富夫妻擺脫了厄運。
“相信組織”莫成笑談
張富隻是個“小人物”，“以卵擊石”難逃“組織處理”，這是下級對抗上級的普遍結果。這一“普遍結果”未必屬於真理，隻能說明權勢比真理更強硬，因為權勢可以堂而皇之“代表組織”，而組織往往不可戰勝。“小人物”倒在“大人物”腳下或許算不上什麼，而當“代表組織”倒在人們的譏笑中時，難道也算不上什麼嗎？
有些沒有資格“代表組織”的人並不缺少“相信組織”的忠誠，而那些有資格“代表組織”的人卻並不珍惜組織的榮譽，如此反差造成的後果是什麼？
假如“相信組織”成為笑談，定是組織的悲哀，這一悲哀的代價又是什麼？我們不能輕視這個問題，因為“相信組織”蘊涵著人們的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