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是當時時代精神的反映，同時也通過哲學的方式表達了他自己在那個時期內的政治態度和階級立場。黑格爾這時很關心政治局勢，經常閱讀當時政治中心巴黎和倫敦的報紙。在這書中他分析法國革命的“絕對自由和恐怖”是由前一階段注重抽象理智、抽象的自由平等和個人權利的啟蒙運動必然發展而來，而絕對自由和恐怖又必然會過渡到它的反麵，無自由武力鎮壓和個人專製。
因此他對於主觀任性的自由和各式各樣的個人主義，都在分析批判意識形態發展過程中指出其應該受到揚棄的曆史發展過程，而強調倫理的國家和全體。但由於他這時還不是“官方哲學家”，當時德國也還沒有一個真正統一的政府，他沒有表示突出擁護普魯士君主和貴族的保守思想。所以他采取比較接近資產階級民主的態度。他不像費希特那樣從道德倫理出發，對當時的社會和人物的自私自利，采取詛咒和痛罵的態度，（大家記得，費希特稱他的時代為“罪惡完成的時代”，並痛斥當時的德國反動統治階級說：“年齡愈長的人，自私愈甚；地位愈高的人，道德愈卑。”）而隻是冷靜地分析個人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來源，及其必然的後果，和逐漸克服的過程。他對當時拿破侖征服德國的態度，可以從他於耶拿戰爭的當天（1806年10月13日），寫給他的好友尼塔麥信中，看得很清楚。他說：“我看見拿破侖，這個世界精神，在巡視全城。當我看見這樣一個偉大人物時，真令我發生一種奇異的感覺。他騎在馬背上，他在這裏，集中在這一點上他要達到全世界、統治全世界”。他幽默地和具有深意地稱拿破侖為“馬背上的世界精神”，這話包含有認為拿破侖這樣的叱吒風雲征服世界的英雄人物，也隻不過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們的活動不隻是完成他們的特殊意圖，而是完成世界精神的目的。“當他們的目的達到以後，他們便凋謝零落，就像脫卻果實的空殼一樣。”另一方麵也含有諷刺拿破侖的武力征服的意思，認為他隻不過是“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暗示還有從別的方麵體現世界精神的英雄人物。
此外，黑格爾當時對政治局勢的態度和對德國前途的樂觀展望，特別表現在1807年1月他給一個學生叫蔡爾曼的信裏。他寫道：“隻有知識是唯一救星。唯有知識能夠使我們對於事變之來，不致如禽獸一般，木然吃驚，亦不致僅用權術機智以敷衍應付目前的一時。唯有知識才可以使我們不至於把國家災難的起源認作某某個人智慮疏虞的偶然之事，把國家的命運認作僅係於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領與否，且可以使我們不致徒興強權之勝利與正義之失敗的浩歎。法國人經過革命的洗禮，曾經從許多典章製度裏解放出來，這種死板的製度壓迫法國人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有如枷鎖。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法國的個人，在革命震動期間，曾經破除畏死之心，洗掉禮俗的生活，因為生死的念頭當時代大變革的時候，對於個人已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法國人所表現出來以反對其他民族的偉大力量，都是由於為這種革命所鼓舞。因此法國人就勝過了那還在朦朧中沒有發揮出來的日爾曼精神。但是如果這些日爾曼人一旦被迫而拋掉他們的惰性，就會激勵起來奮發有為。因而在他們接觸和戰勝外界事物的過程中，仍能保持其內心生活，也許他們可以超過他們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