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孔子果真麵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形勢，一味地維護周禮，那他肯定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實上，他對周禮也有許多不滿之處，並在推崇周禮的前提下，對周禮進行了許多“損益”。如“周禮”重視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遲問知時則主張：“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子路問事鬼神的問題，孔子明確地告訴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他的弟子都認為“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輕鬼神，革新了“周禮”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禮”規定的宗法製、世襲製在孔子這裏也被打破了，他提出的“舉賢才”（《子路》）打破了親親尊尊，主張“學而優則仕”（《子張》），向社會打開了取士的大門。
孔子繼承西周德治思想，總結春秋德禮思潮，提出了“德化”、“禮治”的治國思想。
孔子不滿當時“天下無道”，動蕩不安的社會，抱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救世情懷，奔遊列國，汲汲以求，倡導“德化”、“禮治”。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集中表達了他對禮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除了重視德、禮，孔子也沒有忽視政、刑在治國理民過程中的重要性，孔子認為在治國理民過程中，德、禮與政、刑都是不可缺少的，不過，這四者是有先後的，這就是德、禮為先，政、刑為後。
禮的精神主要體現為“仁”、“恭”、“敬”、“讓”、“情”等方麵。“仁”是禮的最根本的精神內容。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意謂不仁的人，怎麼能談得上禮樂呢？援仁入禮，以仁充禮，為孔子構建學說體係的最關鍵環節。
“恭”是對人的莊重和順。孔子主張“居處恭”（《為政》），“貌思恭”（《季氏》）但反對過分做作的恭順：“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冶長》）因此，要做到恭，必須依禮而行。有若說：“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學而》）
“敬”是對人嚴肅、真誠，以禮相待。孔子主張敬父母，在孝養父母的同時要有敬，隻養不敬不是真正的孝；敬上，讚揚子產“其事上也敬”（《公冶長》）；敬友，讚揚晏子“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同上）。他自己也在行為上表現了以禮而行的恭敬，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鄉黨》）等等。
如何實現以禮治國？孔子把“正名”作為起始。當他與學生遊衛時，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子路有些不解，孔子接著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這一主張要落實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為此，在君臣關係上，他強調君臣之間要以禮相待，“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至於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一句話，各種社會關係都要以禮為準則，甚至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孔子倡導的禮，體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應該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不能“自諸侯出”，更不能“陪臣執國命。”（《季氏》）由於法治與禮治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是有對立的，所以孔子站在維護禮治的立場上反對晉鑄刑鼎，這說明孔子確實有保守傾向。
《論語》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理想是要實現人與人之間充滿仁愛的大同世界。為了實現大同世界，關鍵是要把仁愛思想灌輸到廣大群眾中去，為此需要培養一大批有誌於弘揚和推行仁道的誌士和君子。這類誌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誌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因此在教育方麵，他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教學相長，采取啟發式教育，提高學生的道德修養，爭取學業進步。學習，他認為，知識要經常複習，溫故才能知新，勤學多思才有所獲。要經常與朋友切磋，要向賢人學習。在知識的積累中，不斷明白事理，最終是為了掌握做人的道理。好的學生應該以學習為樂，並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注意實踐應用，做到學無常師，持之有恒。誌向是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藝、禮、樂等六個方麵的德行與才能，即孔子所說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由於“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複禮為仁”的說法，“不欲”含有可達仁之意，故可解釋為“仁”。可見培養具有上述弘道與行道誌向與德才的君子或誌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養目標。
關於教育的作用，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視其社會作用，也重視其在個人發展中的作用。《禮記》中《大學》篇關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著名論述既說明了儒家關於大學教育的過程和步驟，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對教育作用的看法；通過格物、致知做到誠意、正心（即樹立正確的倫理道德觀念，做到不為各種私心邪念所動搖）從而達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這是教育對個人發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每個人都積極為促進各自家庭的和諧美滿（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和國家的繁榮穩定而努力做出自己的貢獻（齊家、治國），這是教育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有些學者認為，儒家教育思想是隻考慮教育的社會作用而忽視個人的發展，甚至是壓抑個性的發展，這種看法是不公平的。事實上儒家教育思想很重視個人的發展，“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就是儒家促進個人發展的理論基礎。但儒家的個人發展不是隻強調“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極端個人主義的發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以完善人格為目標、和群體和諧一致的個人發展。這是孔子教育思想與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偉大之處。